关于刑罚轻缓化之正当性的理论解读

刑罚轻缓化在理论上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一点可从刑罚的威慑理论、刑罚的效益理论、刑罚的功能理论以及刑罚的人道理论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     

论刑罚的本质、功能、目的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

在词源学与法哲学的视域下，“本质”、“功能”与“目的”的概念各异，故刑罚理念视域下的刑罚本质、功能与目的的各自概念也并非一致。刑罚本质是指客观上带给犯罪人惩罚性痛苦的权利剥夺；刑罚功能即为国家制定、适用与执行刑罚对社会所直接产生的与预防犯罪相契合的积极的有利作用；刑罚目的即指预防犯罪。刑罚本质与刑罚功能都属于客观范畴内被认识的对象，刑罚目的则是观念性存在的主观愿望，属于主观范畴。但刑罚功能的顺利实现又离不开人的主观作用，且具有连接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的桥梁作用。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重新审视刑罚的价值

基本范畴是刑罚价值的立足点,而基本范畴本身又涉及刑罚的本质、功能和目的,并且它们之间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刑罚价值包含刑罚本质、刑罚功能和刑罚目的——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刑罚需要,这种刑罚需要恰恰是通过刑罚功能所展现的刑罚本质.刑法所保障的价值是自由和秩序,故刑罚的价值亦是自由和秩序.     

行刑社会化的国际现状与我国发展的历史趋势

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我国对罪犯实行刑罚执行社会化改革的试点之一,也是我国现行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国外刑罚执行社会化主要以教育刑思想为核心,保持较高的假释适用比率,挖掘开放式监狱的过渡功能,推行开放式处遇,保持罪犯矫正的社会参与,适用非监禁刑。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改造罪犯,贯彻具有我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是探索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论行刑个别化在我国的完善

刑罚个别化理论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主张个别预防,强调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刑罚个别化包括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是教育刑理念确立的成果,其具有教育功能、感化功能,与“刑罚经济”相呼应,也是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产生各种弊端的对策之一,因此,应结合我国国情对个另化处遇、个别化教育制度进行完善.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时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超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行刑个别化在我国之完善

刑罚个别化理论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主张个别预防,强调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刑罚个别化包括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是教育刑理念确立的成果。行刑个别化原则溯源,刑罚从报复刑、威慑刑、等价刑、报应刑,走向矫正刑、折衷刑。行刑个别化具有教育功能、感化功能,与＂刑罚经济＂相呼应,也是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产生各种弊端的对策之一,并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个别化处遇、个别化教育之完善,最后提出行刑个别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三种辩证关系。     

刑罚执行社区化的环境分析和对策研究

基于刑罚执行社区化概念及其观点考究,认为刑罚执行社区化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保障刑罚执行社区化的社会基础、文化伦理基础等的不厚重,其理念、目标与价值的定位需要重新审视,机构和组织保障等缺乏规范和完善。为此,要保证刑罚执行社区化的实效,需要协调和整合社区职能和刑罚执行;专门机构职责与社区和谐环境的创建及改造分子与社区成员之间的"融合"等问题。同时,对于少年犯的社区刑罚执行,应突出教育改造的刑罚功能。     

理性守法初探

守法问题既是法治理论的组成部分,又是法治实现的基本途径。“法律效力”、“法律功能”、“法律制裁”与守法具有内在关联性,应当树立以主体对法律效力的内心认同为逻辑前提,以主体对法律功能的现实需要为现实动力,以法律制裁的辅助运用为必要保障的“理性守法观”。     

论社会政治因素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是由法律规定的 ,这只是一种表面认识。深入分析 ,在立法之后潜藏着社会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刑罚权是国家政权的派生物 ,刑事政策则直接关乎一国刑罚体系、结构和种类等问题     

论定罪量刑中的法官情感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 ,情感对认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 ,定罪量刑是一种认知活动 ,在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法官的情感因素。情感在法官定罪量刑过程中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可能使刑事判决具有合理性 ,能够较好地实现刑法公正 ;另一方面可能使刑法判决失去理性 ,从而导致刑法公正丧失。在定罪量刑过程中排除法官情感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所要做的 ,是把法官情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状态 ,其方式有两种 :一是自我调整 ,二是制度保证。     

刑罚轻缓化的理性思考

在刑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的总体趋势趋于轻缓：由残酷走向人道,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严刑峻罚逐步趋于轻缓。刑罚轻缓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刑罚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功能的有限性。以此理论为支撑,为了使刑罚轻缓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应处理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本质和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     

浅议将“宽严相济”引入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工作

当前,“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已得到广泛运用,公安执法人员在打击刑事犯罪的过程中也已基本树立起该理念,然而,“宽严相济”政策在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中却鲜有提及。从性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来看,将“宽严相济”引入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是可行的和必要的,这有助于公安执法人员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能力,实现治安管理处罚工作的最佳执法效果。     

中国古代死刑适用机制初探

中国古代死刑适用是在自己特有的法律文化中进行,而这种法律文化对死刑的适用具有制约的作用。中国古代死刑在适用原则上是慎刑,这与中国古代认为“人命至重”有关。同时,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受到三个方面文化因素的制约,那就是“天人和谐观”、报应观、“无讼”的盛世观和仁政观。为了应以上原则和文化的需要,中国古代在死刑适用上创制出对死刑案件的分类,进而对不同类别的死刑案件分别对待。这样构成了中国古代特殊的死刑适用机制。     

浅议前科的限定与消灭

前科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法制度 ,只有在服刑罪犯存在人身危险性时才具备存在的意义 ,单纯以所受刑罚的轻重为适用标准有一定的缺陷 ;前科应与累犯制度区别开来 ,不应具有定罪效应 ,前科的功能在于限制行为人的资格或权利以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 ;前科应该有存在的期间 ,前科消灭的期限要有利于改造行为人 ;我国应该承认前科制度 ,并完善其消灭机制。     

再论遏制刑讯逼供

本文针对"刑讯逼供利大弊小"、"刑讯逼供是成功经验,不能完全否定"等糊涂观念,论述了为什么必须遏制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概由于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犯罪它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实施的犯罪;执法犯法的问题再由执法机关自己去查处,往往很难下得了手;刑讯逼供又是一种几乎无法证明的犯罪,具有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这就使得对刑讯逼供的查禁非常困难.对症下药,探索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对策,作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论大义灭亲行为

大义灭亲在法学理论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义灭亲中的杀人行为是犯罪行为 ,应受刑罚处罚 ,但要从轻或减轻处罚     

台湾保护管束制度介评

保护管束制度是台湾刑事制裁措施中极具特色的非拘禁性质的罪犯处遇方法。其广泛适用于其他保安处分之替代、受缓刑宣告者、假释出狱者以及少年事件之处理。作者力图通过对该制度之介评 ,对我国大陆相关刑法制度之完善提出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