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刑事政策的提倡与刑罚结构维新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目标是通过正确指导规范创设和刑罚裁量以满足社会遏制犯罪的需要。不同国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法文化背景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国内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变化所确立的刑事政策就可能迥然相异。而刑事政策的选择与刑罚结构的构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谐社会语境下,怀柔的刑事政策应当成为犯罪防控的主要战略。与此相应,刑罚结构也应当有以下一些实质性的调整:彻底废止死刑、社区矫正取代拘役和管制两种短期自由刑、废止没收财产刑并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扩展资格刑的内容。     

职务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意义

虽然刑事政策概念在逻辑上包括刑罚,但是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论蕴涵和价值趋向却是在排斥并超越刑罚.所以说,与惩罚相对立的"预防"是刑事政策的核心.惩罚是不得已的下策,预防是积极主动的上策.现代刑事惩罚政策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惩罚已经不再是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应当以刑事政策为根据,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是一种标志,开辟了我国刑事政策的新篇章.     

论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事政策是刑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我国适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此适应,刑罚结构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刑罚结构主要存在刑罚种类过少、刑种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和比例不合理这两大问题,应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以促进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今我国的刑事政策。监狱的宗旨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的根本任务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才能更有效地改造罪犯。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刑罚之经济分析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良好的刑罚应具有四种经济功能：惩罚犯罪,恢复正常秩序,减低交易成本;提供奖惩机制,打击机会主义动机;展示冲突的风险,促进合作;实现犯罪行为外部性的内部化,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增殖。     

刑罚功能有限论下的刑事和解之必然性

过于迷信刑罚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功能被实践证明是无益的。当今社会,刑罚的功能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罪犯的再犯率仍然居高不下。刑罚轻缓化必将成为当今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刑罚之外引入其他要素来应对犯罪,则显然十分重要。在犯罪的处理过程中,引入加害人、被害人、社区之间的和解机制,是在刑罚作用衰退背景下的必然要求,这当然要求改革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     

探寻刑罚个别化的正当根据

刑罚个别化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犯罪人预防，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客观根据之上的。秩序、人权、公正是刑罚个别化的法哲学根据。刑罚个别化的事实基础即在于意志自由的相对性和犯罪原因的多元性。     

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检讨与完善

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经济犯罪不断增长的趋势,采用重刑治理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却未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这源于我国现行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内涵过于狭窄,且过分依赖刑罚的作用。为此,反思现行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并完善其疏漏之处,构建科学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已是刻不容缓。     

论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基于双重预防的反思

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在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完善个别威慑实际效果、降低改造难度、提高一般鉴别等刑罚具体功能的发挥上,刑事和解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努力将这些消极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将是刑事和解实践中的重点工作。     

经济犯罪刑罚结构调整的刑事政策思考

对经济犯罪的刑罚结构问题不能抽象地加以讨论,而应充分注意到经济犯罪自身的特质。由这种特质,可以引申出并证成对经济犯罪的综合治理政策。而在综合治理主义的政策框架下,只有构建合理的民行刑一体化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使经济犯罪的刑罚结构发挥出较为理想的机能。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论社会政治因素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是由法律规定的 ,这只是一种表面认识。深入分析 ,在立法之后潜藏着社会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刑罚权是国家政权的派生物 ,刑事政策则直接关乎一国刑罚体系、结构和种类等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罚效力有限之论纲

刑罚一直被誉为犯罪防治的万灵药,然则,其效力真如所说吗?笔者从刑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方面分析了刑罚的效力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刑罚的效力是有限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路径,以求教于同仁。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

我国刑法的金融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缺陷,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遏制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金融犯罪刑罚结构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严密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严格金融犯罪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基于对刑罚权可能被滥用的警惕,设计相应的刑罚排除机制,进行适度的限制与节制,以实现刑罚的宽缓。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论刑事政策的价值

刑事政策对于遏制犯罪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当代法治社会,包括刑事政策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自由、正义和人权,因此,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便包括自由、正义和人权。本文阐述了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和终极价值,并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     

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系国家出于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量。“一日行窃、终身是贼”的前科终身制度不利于促进行为人的积极再改造。前科消灭制度作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有必要加以借鉴和应用。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仅有利于激励有前科的行为人积极改造,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