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

村干部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二元结构,村干部具有角色上的二重性特征。村干部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全国推广,造成村干部的国家性加强和群众性弱化,不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治理要继续保持乡政与村治二元结构,村干部制度建设应当服务于村民自治体制激活,村干部职业化应保持在一定限度。     

驻村帮扶干部角色错位的几重根源

驻村帮扶中的干部角色错位是双重错位,一方面是驻村干部角色错位,另一方面是当地村干部角色错位。驻村帮扶干部角色错位的根源是自上而下的驻村帮扶技术治理要求与乡村文化存在冲突,以及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对于驻村帮扶机制的排斥。对此,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变:一是驻村干部需要改善同当地村干部的沟通交往方式,主动融入乡村社会;二是完善驻村帮扶机制和工作方法,激发当地村干部的参与积极性;三是强化监督以及制约。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腐败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但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的障碍。为此，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制度、强化乡村干部激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培训、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对乡村治理腐败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阜阳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阜阳是传统农业大市,能否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把乡村治理得和谐有序、充满活力,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明晰阜阳乡村有效治理路径。     

法治思维在基层——溧阳“法制副村长”制度的创新实践

<正>核心提示:"法制副村长"扮演着法律参谋的角色,免费向基层组织和个人提供意见和建议;"法制副村长"为乡村管理提供法律专业意见,进一步增强了村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理村务的能力;○"法制副村长"制度实行三年来,让社会治理开了花、使法治惠民结了果,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较大改观。     

关于我国乡村直接选举的若干思考

本文阐明了乡村直接选举由来和法律依据以及对村民、村干部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剖析了目前乡村直接选举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搞好乡村直接选举的对策。     

村干部职业化未必是好办法

近期在中部某省一地级市调研,发现当地正在推行村干部职业化,并认为这是打通乡村治理最后500米的关键。观察之下笔者认为,这条路其实很难走通。何谓“村干部职业化”?据笔者在当地所见,主要是三件事。村干部报酬工资化。村支书和村干部一年的报酬由之前的1万多元提升到3万多元,相当于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两倍以上。     

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与乡村治理的关联——问题与框架

本文在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研究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时,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理清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的背景及影响因素,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的不同模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基层干部的群体特征,新一代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空间和行为方式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等;认为在研究二者的关联时,制度——行为——绩效是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     

再论“迎法下乡”——基于鄂西D村村干部矛盾纠纷调解实践的考察

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乡村法律实践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但其实践的乡村法律环境及其功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对基层治理造成影响。一方面,税费改革与打工经济的兴起,导致乡村社会异质性凸显、乡村社会交往的货币化、村民关系的"原子化"及村干部治权弱化,依托村庄规范形成的传统集体约束力下降,难以仅靠乡村干部的"本土权威"实现纠纷调解,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法治土壤;另一方面,矛盾纠纷本身性质的变化,村民行动逻辑由"伦理导向"转为"利益导向",更加追逐"权责利"的量化对等,与村干部的传统治理能力形成错位。这两方面因素致使乡村矛盾纠纷调解越发难以"内部化解",但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行政体制压力下,村干部具有援引法律规则以解决纠纷问题的内在治理需求,因而,法律实践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试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CSSCI

乡村的善治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传统乡村文化一般由家族文化、礼俗文化与乡土文化构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先民共同的文化认同,极易产生共鸣,同时给人以归属感、自豪感与荣誉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文化能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安排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结构中,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这对维持乡村秩序产生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乡村治理之中,可以节约乡村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实现和谐乡村与美丽乡村的治理目标。     

城乡“两栖”村干部别样演化史

半月谈记者下乡调研,常听群众反映,现在有些村干部“平时居住在城镇,忙时回村干工作”“白天工作在村里,晚上住宿在城里”,大家管这叫“两栖”村干部。这样的村干部是怎样演化而来的?对乡村治理来说有哪些风险?让我们先看看“两栖”干部的生活常态吧.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乡村选举中的派系政治

对乡村选举中农民分派或有组织性参与选举的现象，学者们使用了“派系”或“派性”概念来加以研究。派系往往是作为一种选举动员方式出现的，但它又明显不同于宗族、政党派别、利益群体等组织形式，它有自己的特性。乡村选举并不是派系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村社会结构的性质、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及经济的发展才是派系产生的深刻根源。派系在其形成和运作过程中，对乡村选举和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议行协同：乡村协商治理的共谋共建机制

基于三个乡村公共政策协商案例的经验性比较，首先从理论层面阐释协商话语共识与行动共识的衔接可能，描述了协商治理从赋权到定责的转化逻辑，为共谋实现共建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其次从经验维度提出议行关系作为观察协商治理实践中共谋何以促成共建的机制进路，由权责与议行关系的联动机理指出议行协同延续机制这一经验特征，整体性概述了村干部兼容自治与行政的协商治理策略。最后从规范层面探究了协商治理的价值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视野透视了共谋实现共建的协商治理机制的实践进路。     

英国农村税费与乡村治理研究

农村税费负担的轻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经济收益和国家乡村政府的治理能力,可以说是乡村治理的一个核心内容。本文在介绍英国农村基本税费的基础上,揭示了其乡村治理的财政基础,并对英国农村税费与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主要问题和现实动向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