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治视野下中国反制裁研究

反制裁是指一国为应对他国单边制裁在先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以及国内法实施的合法对等的经济外交手段，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安全与发展而被动克制地采取反制措施的行为。作为涉外法治和国内法治交汇的关键领域，我国反制裁不仅在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明确的国内法依据。我国反制裁应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从立法、执法及司法角度完善反制裁实施机制，建立反单边制裁措施有效评价和调整机制。     

反外国制裁法:立法、执法及效力——以移民制裁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接受中国全面快速发展的现实,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操纵的需要,根据本国法律,时常任意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是有其迫切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的.这部法律为我国有效实施反制裁行动明确了主体职责,提供了具体措施,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重要依靠.     

犯罪刑事制裁之经济分析初探

刑事制裁的经济分析是指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刑事制裁及其效果进行研究和评判 ,探求如何以最小的刑事制裁成本取得最大刑事制裁效益的理论。刑事制裁成本是指国家和社会在整个制裁过程中的全部投入 ,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投入 ,其目的就是实现制裁犯罪的功能 ,以有效地治理和控制犯罪。刑事制裁的效益是指刑事制裁的成本与刑事制裁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获取最佳效益的关键是确定最小量的制裁投入和最大限度的制裁效益取得之间的平衡点 ,将制裁的投入水平控制在能够使制裁的效益最大实现的最小量上。效益最佳的刑事制裁应该是用最小的投入而在给罪犯造成损失上恰到好处的制裁 ,这种制裁的投入应既能保证严厉、确定、及时、适度地惩罚和矫正犯罪 ,又不至于造成各种浪费。     

社会制裁与犯罪预防

该文从犯罪学的角度,对社会制裁与犯罪预防两者的关系作了辨证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无论是强力性社会制裁,还是非强力性社会制裁,对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该文还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单边”制裁的法治破局

就某些西方国家和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我国和我国公民和组织进行"单边"制裁的状况,我们的应对可分为三个层次,短期策略是公布并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直接针对"单边"制裁,采取反制措施;中期策略是完善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组织合法权益;长期策略则是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机制和相关路径,突破西方对我国的遏制和打压,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     

论刑事搜查的程序性制裁

随着刑事诉讼理念从程序工具主义向程序本位主义转变,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刑事搜查的实施以直接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为代价,且其具有很大的强制性,故需从程序上予以合理的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程序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尤其缺乏对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为了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非法搜查行为的发生,可借鉴域外关于搜查程序性制裁的有关规定,在我国构建切实可行的刑事搜查程序性制裁机制。     

安理会决定制裁伊朗

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第1929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     

国际货币体系、汇率变动与美国贸易逆差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不仅对美国经济影响极大,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也造成了极大的创伤。美国总是妄图通过迫使他国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贬值美元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逆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证明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弱化,单纯的通过汇率的变动是不能改变一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的。美国贸易逆差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的特殊储备地位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储蓄低下。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方法是提高国民储蓄率,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进行技术创新积高产品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品出口。     

贸易自由化与人权制裁价值冲突的法哲学考察

多边贸易体制倡导消除有损自由贸易精神的单边贸易壁垒。GATT一般例外条款可作不同的理解,引发了WTO成员基于人权目的采取的单边贸易限制或禁止行动,是否会违反贸易自由精神的问题。普惠制和最惠国待遇制、国家安全例外最易激起贸易自由化与人权制裁的价值冲突。国际条约解释方法对自由贸易与人权价值的冲突,能够起到一定的调和作用。     

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裁

正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大范围、广领域、长时间的政治经济制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五项多方位制裁中国的行动,由此拉开了美国单独及联合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序幕。这次制裁让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美国、加拿大、欧共体1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参与了制裁。"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尽管形势严峻、外力强横,但中国并没有被吓住,更没有被压倒,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持定力、继续开放,外交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经济上用利益分化西方阵营,逐步打破了制裁,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确保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角色与策略

美元霸权就是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特权地位,这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的内在缺陷,它使得金融危发轫于美国,蔓延至全球,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创伤。正因如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刻不容缓。然而,完全消除美元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只能是构建以多个主权国家货币为核心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由于国际核心货币是一国综合实力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体现,是大国博弈的结果,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应当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的原则指导下,做一个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冷静参与者。     

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制裁决议的要点

2006年12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737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一系列与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制裁措施。主要内容包括：     

什么叫行政制裁?行政制裁有哪几种?区分不同行政制裁有何意义?

行政制裁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追究行政责任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行政制裁也是一种法律制裁。根据行政违法的程度,制裁机关与被制裁人的不同,以及制裁方法的不同,行政制裁可分以下几种: 一、行政处罚,是由国家特定的行政机关给予犯有轻微违法行为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公民或法人的一种制裁。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有警告、罚款、拘留,对违法行为的用具或违法所得财产加以没收。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一般由公安机     

通过程序制裁遏制刑事程序违法

李奋飞在《法学家》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程序违法现象极为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缺乏制裁机制即违反之后没有法律后果的软法。刑事诉讼法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作为法律所应当具有的约束力，甚至沦落为规则的宣示或告诫。欲使刑事诉讼法成为真正的法律，就必须为其注入制裁这一法律规范的应有要素。而为刑事诉讼法注入制裁要素，     

视野

安理会严惩朝鲜 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7月16目公布了针对朝鲜的具体制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冻结5家朝鲜实体的资产；冻结5位朝鲜官员的资产并禁止其出国旅行；禁止世界各国为朝鲜提供可能会被用于制造弹道导弹的两种关键原材料。     

美元霸权地位短期难撼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20国集团峰会、亚欧峰会、金砖四国财长会议等国际会议呼吁，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美国构建全球霸权体系的新起点

有人认为,美国由于觊觎海湾石油,图谋夺取对中东产油区的战略控制,才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前次海湾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使美国在外交上日益被动,国际社会在制裁与反制裁、禁飞与反禁飞方面的斗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了结伊拉克问题,卸掉外交包袱对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更为有利,也有     

人权型贸易制裁的法哲学考察—基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分析

人权保护与自由贸易分别属于人权法、贸易法领域的价值取向，两者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为人权等非贸易价值预留了生存的空间。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基于人权目的实施贸易制裁，其合理根据需要法哲学的深度考察。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的组织机制重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视角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的重构,是更清晰地定位IMF、提高其运作效率、增强其危机防控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一环.该重构直指IMF双重属性的实质、撼动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实力和战略的综合运用.     

反外国制裁法:以法律利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利益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强不凌弱、富不侮贫。一直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利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等各种借口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和遏制打压,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依据其本国法律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所谓“制裁”,引发社会各界人土的强烈愤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