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刑事法律中刑法规范的立法原则及前景

我国刑法典颁行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需要,国家立法机关颁行了一系列经济法规,以调整新情况下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些非刑事的单行法律中,对严重违反经济法规或行政法规而达到犯罪程度的危害行为,设立了一些刑事条款。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已逐渐开展了对这种非刑事的单行法律中设立刑法规范问题的研讨,较为一致地认为,设立这种刑法规范是发展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对这种刑法规范的立法原则及其发展前景则探讨较少,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种立法方式能否真正发展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因此,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刑事一体化践行

刑事一体化理论的精髓在于融通学科联系,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一概念中,"刑事"是指治理犯罪的相关事项,其外延涵盖犯罪、刑法(包含实体和程序)、刑罚制度与执行等。"一体化"是指相关事项深度融通。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刑事政策引导刑法立法,同时刑事政策又应当在刑法框架内起机制性作用,融入哲学、社会学、犯罪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理念,用以解决刑法问题,体现刑事一体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当代刑法的潮流,刑事政策有助于顺畅刑刑     

全球视野下商业贿赂刑法规制问题再探讨

从商业贿赂行为的全球刑事立法进程看,不仅开始较晚,发展较缓慢,而且主要国家在相关立法和刑事政策方面仍存在一些争议.虽然制定有效的刑事法律规制商业贿赂犯罪,确实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但仍有必要设置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在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应将二者相区别.我国在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时,应进一步明确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以宽为主,以严为辅,宽严互补;分别探讨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正确看待刑法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作用,注重完善刑事程序法的相关制度,重视犯罪预防的重要性及其他治理措施的作用.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当代刑事政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刑法司法解释为视角

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     

应急释法刑事治理模式的审思与超越

针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紧急状态下的刑事社会治理需要,我国刑法的适用主要依赖于相关司法解释文件的出台,从而呈现了紧急状态下的“应急释法刑事治理模式”。应急释法刑事治理模式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紧急状态时,出现了刑事制裁无依据、刑事制裁供给不足、应急性刑法适用规则的逻辑矛盾等不适应状况。有必要结合紧急状态下刑法适用的功利导向,确定紧急状态下需要动用刑法干预的典型行为类型、对常规刑法相关罚则中的处罚条件作适应性调整,并加大对相关行为类型的处罚力度。鉴于我国刑法的立法模式特点,以及临时性限时法立法模式的立法程序瑕疵、不周延性等弊端,应通过国内外经验的总结,制定常备性的、精密性的“特殊刑法典”。该“特殊刑法典”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宣布生效,在紧急状态结束后终止效力。     

我国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经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制止危害环境的行为,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加强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实现环境刑事立法起到真正应该起到的作用,这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也有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本文阐述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其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于代理刑事辩护案件的困惑与思考 --兼谈《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

律师在刑事辩护案件的代理中遇到很多障碍和困感 ,刑事辩护案件在全国处于低潮。这其中有司法人员素质方面的因素 ,也有立法上的原因和不足。对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之后所遇到的重要问题 ,进行探索和反思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方法。如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 ,从加入WTO之后 ,我国刑事程序立法应与国际接轨的高度 ,提出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 ,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无律师在场 ,讯问笔录无效。这样就有效地遏制了办案人员的枉法行为。再如 ,律师接受委托之后 ,会见犯罪嫌疑人须几名律师参加的问题 ,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另外 ,关于《刑法》第 30 6条将律师作为犯罪的特殊主体对待问题 ,提出应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并提出律师的豁免权的立法建议。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看《刑法修正案(七)》

《刑法修正案(七)》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公布实施,不仅体现了平等、公开、超前等立法价值,而且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长期司法实务中的结晶,是该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具体化,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七)将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即入罪;另一方面,对一些犯罪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性的轻重,予以减轻或者加重处罚,即别罚。该修正案弥补了刑事政策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和笼统性的不足,更加有利于打击和预防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正义。     

论刑事立法方法

<正> 在执法环境和司法人员素质这些外在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刑事法律效能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刑事立法本身的因素,即指导立法的政策思想是否适当以及立法方法是否科学。在刑事政策(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被认为适当的前提下,立法方法的重要性便突出起来。刑事立法方法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亟待拓荒的一块领地。《刑法》颁行10余年来实施成就显著,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些章节条款需要修改和补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思考

我国新近的反恐刑事立法明显呈现出预防性特征,它体现的是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政治宽容度的降低和刑法对秩序和安全价值保护的强化,在当下的我国,其不失为国家的理性选择。但刑法必须维护法律基本价值在反恐领域的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国家要警惕幽暗而缺乏宽容的刑事政策借反恐之名进一步扩张,"敌人刑法"的观念是一种危险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国未来反恐国家战略与刑事政策现代化之路,在刑法领域,有赖于合理平衡安全价值与公民自由的关系;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我国行政刑法立法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刑法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最鲜明地体现于行政刑法领域。我国行政刑法整体上呈现出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法律条款的移植性、法益保护的管理性、构成要件的短缩性以及部分条款的超前性。行政法与刑法在法律属性、规范保护目的以及归责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条款的移植难免导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区分的难题。构成要件的短缩很可能导致将没有实质法益侵害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在我国,行政刑法虽然兼具行政法与刑法双层结构,但本质上系刑法。未来我国行政刑法立法宜继续采纳统一立法体例,妥善处理刑法与行政经济法律的衔接,注意条款移植的限度,谨慎使用行为犯构成要件。还要注意秩序作为行政刑法法益的限度,应重视通过刑法解释避免立法的不足,确保行政刑法处罚的妥当。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我国矿业生产安全刑事立法探析

经过多次修订,我国生产安全相关刑事立法逐步完善,但现行立法对矿山行业的风险特殊性重视不够,片面关注事故结果,对危害矿业安全行为的刑事介入度不足,并且立法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当把矿山等高危行业明确规定为刑事打击重点,增设"危害生产安全行为罪",并充分发挥附属刑法功能,从而为我国矿业生产安全提供坚实的刑法保障.     

如何遏制偷税犯罪

目前,偷税犯罪活动之所以呈不断上升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一些纳税人法制观点淡薄,纳税意识不强外,最主要的是我国法律制度不够完备。税法和刑法对偷税行为的处罚不力,失之过宽,适应不了当前制裁和遏制偷税犯罪行为的需要。我国税收立法和刑事立法中,对偷税行为的处罚规定,存在问题较多。首先,现行税收法规中对     

刑法立法政策评估指标体系解析

依据刑事政策运行过程,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法立法政策,也即刑事实体法立法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的组成部分。刑法立法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具有全局性(纵向性)、独立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其由3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18个四级指标组成。对刑法立法政策指标数据量化的工具为刑法修改率。     

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理性建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是客观主义犯罪观和主观主义犯罪观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的立法体现。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不仅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而且征表和反映了国家的刑事政策取向和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中国现行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刑法总则的立法模式与分则的犯罪构成模式相矛盾;刑事立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泛化和刑事司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异化致使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刑事立法对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主观化不当地扩张了可罚的未遂行为的范围。中国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例外化;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客观化;犯罪中止行为认定的合理化。     

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与完善

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刑法典第294条和其他关联条款为主体,以刑法修正案和相关法律解释等法律文件为补充的黑社会犯罪刑法惩治体系,人们对黑社会犯罪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相互影响也日渐增强.然而,由于规范与事实间存在的固有间隙,我国黑社会犯罪立法在观念上还存在较多问题与缺陷.若有效地与黑社会犯罪作斗争,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黑社会犯罪的演变过程与实际的发展形态来完善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法体系.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完善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若干思考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各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发展有了新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存在很大差距,刑法及与刑法相关的法律中的环境刑事立法均有不足,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