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再探——生态效应的外部性视角

外部性理论是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生态补偿是对生态资源外部效应的矫正。应当对外部经济性的生态资源提供者给予补贴,以提高收益,鼓励其增加供给,而对外部不经济的污染制造者给以征税、罚款、收污染费等措施,以提高其边际成本,减少供给。从区位上来说,生态资源优势区位通过生态补偿既体现了人们为保护良好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等代价,又提升了其进行生态破坏的机会成本,使既有生态资源得以持续保护和永续利用。     

论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相关实践——以西安市为视角

生态补偿制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其理论基础是外部性理论和法益理论.西安市应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兼顾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     

生态补偿与理性选择

生态补偿是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使自然资源的供给与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和人类的持续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并关注这个问题。作为能够有效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法之一,生态补偿也就随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并成为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中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从生态补偿的内涵、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国内外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等几个层次对生态补偿进行综述,通过分析评价已有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最终找出了当前我国生态补偿领域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并给出建议。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何以实现？——以汀江-韩江流域治理为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从近年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看,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实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所在,而汀江-韩江跨省流域作为全国第二个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其运行机制和成功模式值得关注与研究。文章通过对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的案例分析,从探索、完善和巩固三个阶段回顾其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过程,总结了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运行机制,并试图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多源流框架的横向生态补偿议程设置展开理论对话,为我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借鉴经验。研究发现,未来推进流域生态治理、提升其治理效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协同联动;二是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框架。这既是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是公共事务的规定,更是公共政策的使命。     

论生态补偿的理性定位

受限于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生态补偿效益远低于对原始生态的保护,庇古税和市场化难以有效地遏制负外部性行为,过多的经济调控手段存在负激励的风险。生态补偿制度作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的又一条希望之路,能否真正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我们全方位的理性思考,谨慎作为。     

对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概念的认识

生态补偿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逐步建立生态补偿的机制化和法律化,才能够实现环境正义的价值目标,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保障和谐社会的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定义是为缓和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干扰并使之可持续发展,国家、社会、生态效益受益人及其他组织以资金方式给予对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和减少生态破坏者适当的经济补偿,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自然资源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加强自然资源自我调节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健全陕西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问题探究

陕西省是我国生态环境重点治理区和重要生态屏障,要实现其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文章在分析总结陕西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践探索成绩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法规体系,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有效的生态保护补偿监督奖惩机制,发展环境权交易市场、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利益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立法

利益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立法,在立法原则上,应坚持以生态利益的有效供给为核心,保护生态利益供给者的经济利益和补偿要体现利益公平;在立法目的上,生态补偿立法以实现生态利益的增加和有序流动为目的,因此,不能将生态补偿立法与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相混淆;在立法体例上,生态补偿所涉利益的跨区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适合采用中央立法、单独立法的立法体例;在立法内容上,应该设立开放型的法律主体体系、补偿义务公平分担体系以及有效的利益救济体系。     

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政府和市场有效融合

生态补偿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市场化发展最快的生态治理领域之一。它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的"庇古税",先后形成了基于市场机制的科斯型生态补偿和基于政府干预的庇古型生态补偿两种基本制度范式。在全球生态治理转型背景下,生态补偿呈现出市场与政府深度融合的趋势,融合的关键在于发展市场工具、构建分类融合和"市场增进"的制度框架、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态补偿长期奉行"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已显现出生态治理绩效和生态创新效率边际递减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生态环境成本的市场化、全产业链的综合补偿,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分类补偿,推进环保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政府行为与西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立法

西部大开发走可持续发展路径是历史必然。生态重建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提和基础。西部生态重建实际上是建立生态公共产品生产、补偿的西部新资源和生态环境体制。政府行为是环境和资源体制函数的内生性变量。政府行为立法规范是西部资源与环境体制重构的关键。     

成都平原经济区建设生态经济区战略研究

成都平原经济区处于长江上游 ,动植物资源丰富、地貌类型多样。区域森林覆盖率较高 ,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生态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但是 ,区域污染和水土流失仍然较为严重 ,生态经济发展还不强 ,水资源日益紧张。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极为密切 ,为此 ,区域应建设生态经济区 ,发展生态经济、树立生态经济观、实施污染与环境一起治理的方略     

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生态城市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互作用的高级阶段.它的目标是:城市社会功能整体性--和谐生态--平衡发展.城市生态系统构成,即城市生态区、农业生态区和特定功能的半自然生态区(生态敏感区),构建一个简洁清晰的生态结构体系.城市生态分析落脚点在于城镇的污染控制和理性发展,城镇生态环境的好坏关系到整个区域生态能否良性循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乡镇少量且集中的工业点源较易监控, 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得到明显扼制,所以要建生态城市,要以生态理论为指导,以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为核心,必须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作出长远规划和保护对策.     

中国省域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探析

生态补偿是通过经济手段,调节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以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供给的一种制度安排,补偿标准是其核心也是难点。学界已提出了多种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但在实用性方面都还尚存不足。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转移性贡献和当前我国生态补偿以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现实,构建覆盖各主要生态环境要素和污染物排放控制领域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指标体系,采用相对评价算法,计算出各省份的生态补偿指数,是确定各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重要依据。     

“宽容”的经济学分析

宽容作为伦理范畴,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宽容是人类的一种行为,付出宽容行为人的收益往往小于行为的成本,所以,宽容是一种产生正的外部性的稀缺物品。从经济学功利理论的角度看,人都具有"经济人"属性,这就决定了在宽容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宽容就会大行其道。要增加宽容的供给,就应该建构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以成本收益制约为核心的宽容培育机制。     

改善生活方式 营造生态文明的社会环境

资源的严重枯竭、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能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继续走好发展之路。人是生活方式的主体,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加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管理,才能使社会生活方式沿着一条健康文明的轨道发展,营造生态文明的社会环境。     

生态文明与人类世界观的转变

一、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生态环境成为问题是和工业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都是通过百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积累才显现出来 ,极端恶性的生态后果往往是伴随着天灾人祸而来 ,并且也不是在所有农业文明区域普遍发生的。工业文明则不然 ,由于人们日渐全面、深入的认识自然规律 ,能够全面利用自然力达到自己当下的目的 ,使得工业体系所到之处立即对当地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生态体系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工业化的初始阶段 ,人类只是对当地的局部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包括局部的污染和个别区域生态体系的破坏等 ,我将之称为…     

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逻辑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共同面临的国际性问题越来越复杂,这些国际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以跨国集体行动的方式提供国际公共品。然而,国际公共品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各国参与供给激励不足,产生"搭便车"行为,导致跨国集体行动困境。但这一困境并非不可克服,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选择性激励、替代性制度设计和集体结构优化,能够通过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使其选择供给的收益高于不供给时的收益,进而形成合意激励,促进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实现。以上构成了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逻辑。     

再论生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原则的确立

生态补偿是一项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原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该原则确立的依据、研究进展、现实基础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在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法规中确立该原则,发挥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正面激励作用,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实现国家实施生态补偿经济政策的目的.     

论生态危机根源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任务

生态系统与环境、资源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是"一体两用"的关系。生态系统为"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环境、资源是人类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对生态系统的两种用途。生态、环境、资源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不合理,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退化,利用粗放、效率不高,不仅加速资源耗竭,还造成资源过早转变为废弃物形成污染源,污染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可永续利用的目标,关键需要"强体善用",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完善环境污染防治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此外,还离不开完备的制度体系保障和全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牢固树立。     

论生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原则的确立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近些年来在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均制定了愈加严格的规范,同时不惜财力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但并未能有效地遏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无不与环境法生态利益补偿基本原则的确立有关。确立“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基本原则以弥补现有生态利益补偿基本原则忽视事前保护激励、引导之缺陷,以期发挥正面激励之功效,来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