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基础性难题、路径分化与前景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涵盖数字主权与安全、数据流动与应用、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跨境传输与交付、设施与设备的互联互通、数字技术标准、人工智能治理等诸多问题,关系国家、企业、个人参与全球数字市场和利用数字技术的权利和义务。面对信任缺乏和数字鸿沟等基础性难题,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构建路径呈现碎片化和分化态势。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构建应当坚持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原则的共识日渐形成,为打造融合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生产、失控与共鸣——数字资本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理论批判

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已进入数字社会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并不是绚丽的乌托邦,它仍然符合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形象。一方面,数字生产同19世纪的工业生产体系一样,将世界上的诸多元素转化为其数字化的数据,并用一种新的体系凌驾于人与社会之上;另一方面,如同工业社会的生产体系造就了风险社会一样,数字社会也造就了失控社会。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不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在于资本对数字技术和生产的资本主义式的占有。马克思提出的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于扬弃人的自我异化,重新占有人的本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关键在于实现数字空间中的共鸣,通过放弃掌控的关系,让人重新回归自己的本性。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态势与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非洲各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推动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和数字技术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宽,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新引擎.与此同时,非洲数字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领域人才匮乏、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端融合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中非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双方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领域人才培养、数字安全治理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以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为契机不断推动中非合作迈上新台阶.     

数字技术之政——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主义框架

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型科技企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是由数字资本主义驱动的。这是一种全球现象,它以美国权力为核心,通过数字殖民掠夺全球市场。针对大型科技企业和数字资本主义弊病的主流解决方案是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并围绕一系列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主义改革措施进行的,包括反垄断、有限隐私法、大型科技企业工会化、算法歧视和内容审核。所有这些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构思的,尽管它们在分析上和道德上以当代政治经济为中心,但却忽略或忽视了数字殖民主义和21世纪的生态危机。笔者认为,需要一个建基于数字技术之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替代方案,以扭转数字殖民化的趋势,具体包括：知识和基础设施社会化;通过支持数字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法律;关于技术生态系统的新叙事。这些解决方案将被嵌套在一个反殖民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该框架接受“去增长”,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的正义性。     

欧盟数字主权建设的背景、路径与挑战

在战略自主的框架下,欧盟提出了数字主权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多重背景,其根本动力是数字领域日益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竞争,驱动因素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催化剂则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数字主权概念包含内外两个维度：对内助推本土数字企业的成长,发展关键数字技术以保护供应链的安全;对外防御境外数字巨头对欧洲数据安全的侵犯,打击它们在欧洲市场的垄断行为。为此,欧盟数字主权的行动路径可划分为四个领域：建立单一数字市场、发展核心数字技术、加强对数字市场的规制以及通过数字规则输出欧洲价值观。但是,欧盟数字主权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四难”:欧盟内部数字鸿沟难以消除,欧盟缺乏全球领先的数字平台企业的现状难以改变,欧盟数字领域法规执行力难以确保以及欧盟的数字保护主义举措难以维持其“全球监管者”角色。在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的背景下,中欧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实践逻辑来看,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仍然存在法制保障原则化、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割裂化以及权利保障象征化的窘境。在法治保障视角下,一是要通过完善制度供给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整体设计;二是通过数字赋能链接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扁平化;三是通过平台赋能“数字协同”强化权利保障,以期达到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政府:概念界说、价值蕴含与治理框架——基于西方国家的文献与经验

"数字政府"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理论研究亟待创新。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发达国家作为先行者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值得借鉴。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发达国家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逐步实现治理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保障治理过程开放、透明、高效;其中蕴含三大核心价值,即开放、整体主义和以公民为中心;其治理框架则可以分解为五个方面,即战略规划、组织体系、能力与责任、技术平台以及安全与隐私。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数字化贫困及其治理

精准扶贫极大地消除了传统贫困,正从解决单一的收入维度的贫困问题转向消解教育、健康等更多维度的贫困问题,扶贫方式更加注重"授人以渔"、智识提升、能力塑造的内生式扶贫。数字化贫困是人类步入数字化社会出现的新型贫困形式,是贫困人口跨越"数字鸿沟"、抓住"数字机遇"、分享"数字红利"、增强"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脱贫、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障碍。本文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出发,剖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和根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是农民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不足导致其对数字社会经济的参与不足。消除农村数字化贫困亟需以农民数字化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权利保障为核心,优化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构建全方位的数字教育体系,同时推进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农村经济的"数字红利"。     

法治化背景下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基层社会治理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依法管理、依法治理,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这已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必须直面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所遇到的难题。文章通过分析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实现策略,以期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的深入开展。     

信息异化的资本逻辑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支配下,人的生存方式被彻底改变了。通过控制以信息通信技术和新媒体为依托的信息网络结构,资本也在隐秘地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状态,使人全面处于信息异化状态。对信息异化的资本逻辑批判,即是对信息通信技术、信息传播媒介因被资本控制而引起的异化现象的全面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信息商品化、劳动化和意识形态化背后的资本逻辑批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信息异化的消弭只能通过彻底消灭数字资本来实现。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存在是克服数字资本内在矛盾的真正力量,它将成为信息公有化和消灭信息异化的根本途径。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基础分析

数字化发展越来越快,“数字鸿沟”也越来越宽,搭上时代列车抓住时代机遇的人越来越多,而有些人却被时代丢下越走越远。对于这些被时代丢下的“数字弱势群体”施以特殊的权利保护是数字化社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数字弱势群体”是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二者存在重合和转化的关系。“数字弱势群体”具备新兴权利生成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其伦理基础,人权基础与价值基础等理论基础对权利保护的正当性进行论证,促进社会管理与权利保障。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拉美数字鸿沟消弭与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对联合国关于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积极回应,也是为解决国内和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出的"中国药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赋予"一带一路"的新内涵,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抓手。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在量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质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拉美地区缩小数字鸿沟,满足信息技术发展的需求,促进中拉经贸合作的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作用。在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不仅面临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面临中拉在该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和对接滞后等问题。当前,中拉正在通过官民并举的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其中官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中国互联网企业走进拉美发挥了引导性作用。尽管中拉"数字丝绸之路"未来仍将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是中国作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倡导者,应该对此进行整体规划和全面推动。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面向数字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研究

数字弱势群体是在数字社会时代因自身生理机能、综合素质、个人意愿或经济能力的限制而出现的新型弱势群体,面对数字弱势群体在社会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遭受侵害的现状,要立足于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视角审视科技发展所引发的“实质不平等”,构建完善的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体系,从不同层面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多重社会保障,实现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时代下的权利实现、幸福生活和人格尊严。     

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

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性文本在表述上显示出了从"监管"到"治理"的理念转变,这是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对食品安全监督困境的一个回应,但是,还需要通过《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对举报奖励、食品安全信息汇报与发布、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好合作,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确立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达致善治状态。     

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结构、资源及有效介入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最初的国家统治阶段逐渐过渡到国家管理阶段,转而进入国家治理阶段。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空间出现了公域与私域重新融合、国家安全加快转向、公共风险四处潜伏、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等问题。由此,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除了要考虑到给予社会足够充分的空间,同时也要能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监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与协调。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主要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参与、多向互动和多制并举的国家治理,可通过软性资源和硬性资源的运用与转化,采用基础性治理、渗透性治理和介入性治理三种方式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视域下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研究

未来是计算机、信息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些数字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同时,数字技术在法律中的运用也产生了跨学科的法学研究新方向,再加上其在公安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对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必将产生影响。通过对数字技术法学的定位、分析数字技术对当前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影响,提出当代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必须从法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思维上进行完善,才能培养出适应数字未来的警务人才。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