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内部动员、组织再造与治理有效——基于武汉过渡型村庄J村的经验研究

城市扩张的过程伴随着城中村的治理问题。村庄调研发现,城中村的社会性质呈现出明显的过渡型特征,具体体现为治理事务的多重性、村民利益的高度分化和村庄社会的泛福利化。在多种治理体制并存的状况下,城中村通过基层组织的内部整合和重组,打破城乡二元治理体制之间的壁垒,实现组织再造,激活了城中村的社会治理,形成了一种过渡型村庄的内部动员式治理机制,具体表现为治理体制的交融化、干部结构的多元化、治理结构的层级化和治理资源的集中化,最终实现了过渡型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国家政策和体制在短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过渡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需要从内部寻找突破口,实现从外部的体制转型视角向内部体制创新视角的转换,才有望破解城中村的治理难题。     

嵌入式治理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样态、逻辑及路径——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而专门针对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的样态、困境、行为逻辑及其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又相对较少。基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研究视角对中外治理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并结合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网格化治理与道德治理样态展开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嵌入式治理”的新型治理方式。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组织松散化、权力使用过度化及价值失灵化等困境,需要构建“组织-权力-价值”三重治理逻辑框架,进一步提出通过组织增能加强党建引领,通过权力整合促进多元共治,并在制度耦合的基础上重塑治理价值。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     

城中村出租屋治安风险“1+3”治理模式探析——以兰州水挂庄社区为例

本文以分布在兰州市水挂庄这一典型的域中村社区的出租屋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出城中村出租屋存在的诸如法治风险、滋生违法犯罪、容易引发矛盾纠纷、消防隐患和威胁人身财产的安全风险等影响社区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的治安风险基础上,将城中村出租屋按照分布格局和治安状况等因素进行划区分级,以此为中心,尝试提出城中村出租屋治安风险治理的“三化”和城中村出租屋治安风险“1+3”的治理模式。     

贵州塘约村法治：实践、逻辑与启示

贵州塘约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实践成功的背后有着朴素、科学的法治逻辑。塘约村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践对探索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留下很多启示：自觉遵从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村庄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在“法律主治”的前提下，发挥“公约主治”对村庄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作用；以经济治理法治化为中心，社会治理、村民民主自治综合推进；以村民个体权利为本位，带动村庄治理法治化进行；以村干部治理法治化主导村庄治理法治化。     

协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体制中的定位思考

按照现代治理理论，协会作为一种自治性的法团组织，它在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中应该有合法和稳定的地位。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得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和引导的积极作用。我国社会团体发展的实践也昭示着，只有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自治团体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相当程度地将公共治理理念付诸实践，并体现在中央政府大力提倡的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指导思想方面。由此可见，“合作主义”的公共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治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模式。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强调多方联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NGO、社区居民个人等主体.参与式治理模式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居委会落实工作的一维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成效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参与治理的现状及原因,试图探讨借助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促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     

思维迁跃：城市夜间经济“相机抉择”至“敏捷治理”模式研究

当前从中央—地方—基层嵌套的“相机抉择”治理模式体现出高效执行力,但对于夜间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表现出治理乏力。从理论推力、价值张力和实践拉力三重治理逻辑解读夜间经济治理必要性,在理论上构建“相机抉择”治理模式分析框架,解析当前夜间经济治理中模糊应对和赋权监管两种治理方式的特征及困境。最后融入敏捷思维,从提升基层群众参与性,引入助推式政策工具;倡导容缺受理与技术倒逼并行,校正治理偏差;赋权基层组织,“行政文化”接受“敏捷”洗礼;突破“学习智障”,组建敏捷学习型组织四个方面刻画出城市夜间经济敏捷治理模式路径框架。     

分类协同：基层政府主动调整治理关系的行动逻辑——以S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借鉴“决策—组织—环境”这一简明的分析框架,以基层网格化管理为切入点,文章分析了基层政府如何主动调整治理活动中多主体间的关系,在“职能部门协同”和“政府—社会协同”两种策略中做选择,实现分类协同。研究发现,当基层政府重视各类执法工作,强调以块分工,本地核心产业升级压力大时,更加侧重使用“职能部门协同”的网格模式;相对的,当基层政府重视公共服务工作,强调以条分工,本地产业与经济发展目标适配,更容易出现以“政府—社会协同”为主的网格模式。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专业化逻辑”“控制逻辑”和“效率逻辑”,本文从整体上归纳出基层组织协同策略的调适模型。依托网格化管理的实践,解析基层协同治理策略的形成规律,有助于建构中国情境下的组织协同模型,理解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及其对行政指令在地化具有的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绩效”框架下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治理的实证分析

基于理论分析构建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治理分析框架,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430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土地整治项目的治理绩效处于“一般～比较满意”水平,契约治理、关系治理显著正向影响治理绩效,制度环境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公私合作整治模式中,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均显著正向影响治理绩效,政治制度环境起正向调节作用;公众为主体的整治模式中,关系治理显著正向影响治理绩效,社会制度环境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主导整治模式中,治理绩效主要受制度环境影响而对治理机制不敏感。因此,提升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治理绩效需要积极探索土地整治模式的多样性、完善两类治理机制,更要重视构建开放多元的权力结构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培育丰富的乡村社会资本。     

老人治村:将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以鲁西南一镇三村的调研为基础

在传统型村庄,家庭发展的压力排斥了年轻精英参与村庄治理,负担不重、有德有才、积极性较高的老人成为村治的主体。多元自治组织通过赋予老人参与村治的身份完成对老人的动员,在国家治理任务和乡村自治任务分类治理背景下,老人治村的作用机制在于协调利益、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且行政配合自治的关系模式也维持了村庄自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负担不重的老人作为村庄"经验的财富"通过在促进项目落地、发展村庄经济文化生活和维持村庄秩序规范上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从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应积极将负担不重、有能力的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大联动+微更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大栅栏样本

街区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地缘界限、利益整合、情感联结和文化导向而形成的多元共治生命有机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突出优势。基于街区治理共同体理念,探讨北京市大栅栏街区“大联动+微更新”治理模式在主体参与、组织建设、文化创新和公共服务维度的嵌入式治理样态,分析其运行机制与治理成效。针对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职能博弈、智慧化建设滞后、城市现代化与街区历史性融合欠佳、街区整体建设与居民个性需求协调不到位的问题,从明确“微职能”、更新“微技术”、加强“微创新”和整合“微需求”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西部村干部公职化的社会基础与实践困境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基础,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根据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治理体制进行调整,使之适合当前农村基层的实际。村干部公职化被认为是符合当前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基层需求,并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普遍推广。当前村干部公职化具体表现为坐班制、招聘制、考核精细化和逐级晋升制。东部地区村干部公职化与治理事务复杂化有关,并且以强有力的财政能力为基础。治理事务微小化、维持型治理模式及薄弱的政府财政能力与中西部地区村干部兼职化高度适应。由于科层体系对于微小事务的回应能力较弱,中西部地区村干部公职化还会导致村组治理框架破碎化、村干部动员能力弱化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在具备社会基础和财政能力的中西部地区逐步推动村干部公职化,并将村民组织起来,在村庄中增强自我管理,重塑互助网络。     

"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以广州市白云区柯子岭村为个案

本文把由"城中村"转制而形成的社区定义为"城中村"社区.在"城中村"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居委会、以及经济联社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柯子岭村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在社区中的现状,阐释其历史渊源,为处于转制过渡时期的"城中村"社区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