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拘留适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刑事拘留适用的现实问题主要有适用对象的扩大化和适用时间随意化 ,出现以拘代侦、以拘代罚、人情拘留等现象。其产生原因既有立法的缺陷 ,也有执法的因素 ,更有法治文化环境的不足。提高拘留适用水平 ,应在立法上增加限制规定和细化规定 ,加强拘留运作的司法性质 ;在执法方法应强化法制部门的功能 ,科学制订责任目标 ,加强执法检查 ,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提高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     

走出刑事传唤的误区

目前,在基层公安机关的办案实践中,有不少民警对刑事传唤与治安传唤、刑事传唤与民事诉讼上传唤的区别尚比较模糊,致使在日常的侦查办案中对刑事传唤存在种种误区.需要明确:一、刑事传唤不具有强制力.二、刑事传唤不是适用拘传的必经程序.三、刑事传唤不存在先行口头传唤.要走出刑事传唤上存在的种种误区,关键是走出刑事拘留的误区,还刑事传唤的本来位置,特别是还刑事拘留的本来位置.     

刑事拘留制度的合理建构

我国刑事拘留存在条件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决定权上侦查机关的自主性和非制约性、羁押性以及强调形式要件完备性等问题。西方法治国家基于人权保障理念 ,其刑事拘留类似措施呈现出暂时性、紧急性、无证性和非羁押性等特点。在重构我国刑事拘留制度时 ,应当确立法治理念、完善人身拘禁措施的概念体系、限定刑事拘留的实质条件、明确刑事拘留在程序上的非常态性以及以无证拘留 ,解决实际执行上的尴尬。     

论捕后强制措施变更权的归属

本文针对刑诉法关于捕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实体性检察监督等外部制约,致使侦查机关改变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实践中出现对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障碍性影响及检察监督缺乏有力法律依据的问题,从构建我国法治社会的角度,论证捕后强制措施变更权归属的重要意义。     

负有国家赔偿责任的错误刑事拘留条件之我见

负有国家赔偿责任的错误刑事拘留的首要条件是违法拘留,即指侦查机关在采用拘留措施时违反刑诉法或者对被拘留人错误适用刑法,或者既违反刑诉法又对被拘留人错误适用刑法。文章认为,从“两法”在拘留活动中的关系看,错误适用刑法是违法拘留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错误适用刑法才有可能侵犯被拘留人的实体权利,才有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如果仅仅违反诉讼程序法,只侵犯被拘留人的诉讼权利,不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所以,违法拘留,应以错误适用刑法为前提。文章还对“无罪错拘”“拘留羁押”进行了全面分析,阐明了错误拘留羁押国家赔偿与不负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二 有本有原:从与“捕诉一体”到“两高一低”的严峻现实

众所周知,围绕“捕诉分离”与“捕诉一体”的学术之争,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试图按“快刀斩乱麻”的思维定势在短时间内“统一思想”并做到“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但在现行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行业内众所周知的“高批捕率”“高羁押率”和“低无罪率”。     

关于刑事拘留期限实务问题的探讨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期限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围绕刑事拘留期限产生了很多实务问题．而这些实务问题依据现有法律规定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文章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及理论理解,对刑事拘留期限适用中的几个实务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之构建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捕到底"、"久押不决"、"不当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背离了羁押的初衷,侵害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对现行羁押措施进行重新审视之余,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承继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填补了我国在羁押救济规则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的发生,也有力地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刑诉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操作,使其成为毫无强制力和生命力的"摆设"。因此,无论是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都需要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严密的设计,以增强该机制的司法适用功效。     

延安时期少捕、慎押的历史考察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保护劳动力的客观需求、先进的革命政治理念与边区法制人物的积极推动,是延安时期产生少捕、慎押司法观念的主要因素。陕甘宁边区以形式灵活的立法确立了少捕、慎押的法律规范,并通过严格逮捕程序、明确羁押要件、推动刑事和解等方式,有效降低刑事羁押人数,形成了少捕、慎押的红色司法经验。当代刑事司法中应当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契合社会需求,完善不捕、不押后相关配套制度规范,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程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使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行稳致远。     

刑事拘留运作:理论与实践的悖反

我国刑事拘留制度异化为刑事诉讼常规化的强制措施,延长刑事拘留期限成为任意的、普遍的现象,大量案件被延长至近30日。这极大地损害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它归因于我国立法与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以口供为中心地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刑拘与批捕之间证据标准差距过大等。我国的改革应当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明确刑事拘留的证据标准,由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及其延长期限进行审查等。     

浅析公安机关执行刑事拘留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拘留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打击犯罪提供了一把利器,正确、适时使用刑事拘留这一强制措施对于保证及时、准确查处刑事案件,打击、惩处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反之,将会严重地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刑事拘留是一把“双刃剑”,须慎用之。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规定明晰,但公安机关对刑事拘留的理解不同,在执行刑事拘留的措施中存在着滥用刑事拘留、延长刑事拘留的时间不提请批捕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改正与完善。一是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刑事拘留执行的要件;二是在立法源头上进一步明确刑事拘留的执行;三是加强监督,进一步规范刑事拘留的执行;四是进一步完善刑事拘留的执行机制。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核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集各国司法实践之经验为司法转处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标准: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发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难以避免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社区功能的发挥非常有限,应当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探究“信转访”原因谋划“访转信”方略

目前，信访形势呈现出“走访量大、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非正常上访”的不利局面。为此武汉市信访系统就“信转访”问题展开调研，基本摸清了新时期办信工作的现状、产生“信转访”的主要原因，从而制定出应对“信转访”问题的基本对策。     

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扩大适用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因观念、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例较低。从法律、政治、经济等视角考察,有必要扩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为此,应当转变观念、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正确看待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应当改革取保候审制度,将取保候审作为最常用的刑事强制措施;应当实行捕押分离模式,严格规范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     

“两保”制度的弊端及对策

取保候审和保外就医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实践中 ,除了制度本身的缺陷外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使其出现了一些问题。要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两保”制度 ,必须严格取保候审的条件和程序限制 ,提高保证人的责任意识 ,完善保证金制度 ,严格对“患有严重疾病”而取保候审或保外就医的审查和监督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惩治司法腐败。     

“七率一量”的演变及内容

刑事科学技术业务考核的标准有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七率一量"标准的提出,使刑事科学技术业务考核实现了由定性到定量的转变,是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一场较大的变革。特别是其翔实的内容和可操作的方法,对公安实战部门具有其独特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关于捕后轻刑案件的调查分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中,存在捕后轻刑率较高的现象。其原因既有执法人员执法理念的问题,也有对新法理解不到位等问题。为降低捕后轻刑率,应转变执法理念,正确理解逮捕职能,从严把握逮捕条件;实现与派驻检察室工作的有限对接,建立刑事和解、快速办理等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探索实行量刑预测制度;健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及时调整羁押措施。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高调解率的实证研究——基于“赔偿从宽”角度的分析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能有效地减少矛盾对抗,缓解情绪对立,平衡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是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重要司法举措,也因此有着较高的调解率。对两种案件类型的实证分析表明,＂赔偿从宽＂在实践中大力促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成为影响高调解率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