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以新《律师法》之律师阅卷权为切入

《律师法》的修改,有关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定,主要是扩大了公诉机关庭前的证据开示范围,在庭前,辩护人就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而对于律师的证据开示义务,我国法律均无相应的规定,为辩护人实施"证据突袭"留下了法律空间,使控辩双方产生了新的"武装不平等"。因此,必须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进行规范。     

行政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基本路径

在我国的三大诉讼中,唯有行政诉讼未设置简易审程序。因此,在现行《行政诉讼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探索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下行政审判程序的分析、检讨,梳理、归纳出行政诉讼普通程序中有可能且有必要简化的     

公诉理念与制度创新——以新《律师法》为推动力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及法庭言论责任豁免权等权利进行了强化和扩大，并已颁布和施行。同时，新《律师法》的规定也对现行公诉理念和制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新情况，我们应逐步实现由强势、封闭、静态、保守的公诉理念向平衡、透明、动态、积极的公诉理念的转变，并同时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完善和发展提前介入制度及建立司法礼仪制度。     

公诉理念与制度创新——以新《律师法》为推动力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及法庭言论责任豁免权等权利进行了强化和扩大,并已颁布和施行。同时,新《律师法》的规定也对现行公诉理念和制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新情况,我们应逐步实现由强势、封闭、静态、保守的公诉理念向平衡、透明、动态、积极的公诉理念的转变,并同时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完善和发展提前介入制度及建立司法礼仪制度。     

论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新律师法的实行为视角

现行刑事诉讼法限制了律师获悉案件全部证据材料的权限,不对称的控辩力量,不利于对抗式庭审方式的开展。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一方面使失衡的控辩力量得到矫正,另一方面又带来新的不平衡,因此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仍有必要。新律师法的实行,使得刑事证据开示在法律中初步得以展现,随着相关法律的修改及配套制度的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将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实行。     

理性的选择和现实的期待——对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思考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应对现实需要所作的实验性改革,在司法实践中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对推进我国的刑事程序简易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和缺陷。应该在总结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把《刑诉法》原有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结合起来,构建统一的刑事简易化程序,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案件简易化程序。     

建立刑事审判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将法官对公诉案件的庭前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这些变革体现了刑诉法在保证准确打击罪犯的同时，注重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加大对其人权保障。但是，由于律师庭前查阅的证据有限，形成辩方与控方对证据知悉权的不对等；法官庭前对案件的实体部分也不过多涉及，造成法官庭上把握不住庭审的重点和辩论的焦点而使庭审功能弱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仍处于劣势地位，背离了修改刑诉法所体现人权保障的初衷；影响法官对证据当庭判断的能力，出现了诉讼拖延增多的现…     

关于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案件的改革问题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是指“对适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化审理”。即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不违背刑事诉讼法程序，基本程序保持完整，只对某些环节简化，从而加快审结案件进程的一种法庭审理方式，它是对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所作的进一步分解。     

论证据开示制度的科学构建 以《律师法》的修订为背景

证据开示是控辩双方按照一定的程序相互让对方知悉各自掌握或保管的证据的制度。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应拘泥于名称和形式，而应注重实质。从实质内容角度来看，阅卷制度属于单向的证据开示。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是单向、不对等的。在刑事诉讼对抗制因素逐步增多、《律师法》强化律师权利、辩方取证能力得到加强的背景下．应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构建以控方向辩方单向证据开示为主、以控方主导的双向证据开示为辅的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不可比较性及其他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章第三节（一百七十四条至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与2003年3月14日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相比，两者同属于在刑事诉讼中对普通程序的简化。尤其是后者，在实践中更被直接称为“普通程序简化审”。对此，作者为了使两者不至于混淆，试图从两者的不同本质上进行分析，尤其是对“普通程序简化审”在实践中遭遇的尴尬（主要表现在程序的启动、利益的倾向、法律的后果等方面）与读者进行探讨，以求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并尽量使得每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能更有效地获得法律救济。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新《律师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再次提前,并且赋予了律师法庭言论免责权,为律师在场权的确立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和法律上的保障。本文结合这一变动,对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此制度的可行性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民事诉讼法典修改后的“新证据”——《审监解释》对“新证据”界定的可能意义

有足以推翻原裁判的新证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监解释》中对新证据作出了新的界定,根据新确立的标准,只要是原审中提出的能够推翻原裁判的证据,就可以进入新证据的行列,即便当事人在原审中因逾期举证且存在过错已被失权。新的标准实际上已悄悄地改变了《证据规定》确立的新证据的构成要件。鉴于再审是最后的审判,再审中新证据的标准会对法官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如何把握新证据产生重大的影响,实行这一标准将会使对新证据的解读回到民事诉讼法。《举证期限通知》对新证据做了不同的界定,相比之下,《审监解释》中的界定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论新庭审方式下法官的认证活动——兼谈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新刑诉法所确立的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特点谈起,剖析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司法实践对证据制度运行层面问题进行剖析。明确要围绕控辩式庭审这个核心，来构造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并提出方案以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为切入点，来明确法官职责、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认证的实质．解决影响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规定相关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法官认定事实的活动和规则。     

论民事案件的上诉审裁判方式——兼论新《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审裁判方式的规定

上诉审裁判方式是司法政策与司法技术的综合体,与其较为相似的概念是"上诉审裁判",但这两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为上诉审裁判方式作出明确的学理定义。在对上诉案件作出结论性意见之后,还有一个裁判方式的选择问题,这取决于审级架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相关理念的指导和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审裁判方式的规定还有可商榷之处。     

我国律师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以新《律师法》为视角

律师是法治文明的产物,在近现代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人们更加关注律师,律师职业角色的兴衰与荣辱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律师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律师职业群体的力量,律师群体只有实现团体的自治才能发挥其巨大的价值。律师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律师群体作用的发挥,关系到律师的切身利益,进而直接关系到社会法治文明能否实现。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新《律师法》对于律师行业自治制度的规定,探讨我国律师行业自治制度的不足之处,进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律师行业自治制度。     

从《律师法》的修订看律师阅卷权制度的完善

人权保护已成为现代法制的核心内容。保障律师阅卷权是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这一自然权利的有效途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旧题新说：如何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记录“中英‘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与证据开示’案例研讨会”

9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携手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主办、《中国律师》杂志社协办的中英“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与证据开示”案例研讨会在京召开。英方参会的法律专家罗伯特·西布鲁克先生(RobertSeabrook王室法律顾问)、布鲁斯·豪尔德先生(BruceHoulder王室法律顾问)和罗伯特·布朗先生(RobertBrown律师),通过对具体个案诉讼过程的演示,展示了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前的权益。中方来自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全国律协、法院和检察系统、律师及刑法学研究领域的近70名知名专家和教授,在两…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研究——兼谈优先权制度的价值和立法构想

与建设工程价款清偿问题有关的权利冲突,成为了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焦点与司法审判上法律适用的信号盲区,尤其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在理论存在很大分歧。本文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性质的各种学说进行了评价,认为定性为优先权是最佳选择,进而揭示了优先权制度的价值,提出了优先权的立法构想,并以优先权作为理论基础,论证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律效力及其实现。     

律师代理刑事辩护案件的困惑与思考：兼谈《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

四年前，也就是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颁布以前，我们对“两法”实施有很高的期望值，希望“两法”能给律师带来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几年下来，跌跌撞撞，坎坎坷坷，在刑事案件的代理中使我们心灰意冷，无路可走，有的归纳律师在刑事辩护中为“十三难”(见《中国律师》97.12期夏露文)，有的认为《刑法》第306条是把达摩克斯利剑(古希腊神话)悬在律师头上，有的则认为是陷阱。有些专家为律师鸣不平，但是“涛声依旧”、“江山不改旧模样”。现在全国的“刑辩”比两法颁布前不是…     

关于“新的证据”定位思考——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新的证据作为证据失权规则的例外情形，其范围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等八种情形，其外延不宜再扩展；新的证据有别于补充证据，其性质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补缺，它的提出与被采纳，理应符合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新的证据的存在与适用，符合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理念，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程序的反复和启动，波及了程序的安定性，为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判效率化要求与诉讼程序、制度非效率化操作相脱离的二律悖反现象。两害相全取其轻，允许新的证据提出与适用，非民事诉讼之良态、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