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公共服务动机、胜任力与工作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的探索

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广大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论文整合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共组织行为学两大学科视角,以公共服务动机、胜任力、工作绩效和“绩效=行动意愿×行动能力”为切入点,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概念内涵和内在逻辑进行了解读,提出“多维工作绩效=公共服务动机×胜任力”。进一步地,根据公共服务动机与胜任力的高低组合将干部划分为四种类型,以F省2180名公务员为样本,实证研究表明：第一,“想干又能干”的干部常规型、适应型和主动型绩效最高,“不能干又不想干”的干部这三类工作绩效最低。第二,“想干但不能干”和“能干但不想干”的干部工作绩效介于上述两类干部之间,且前者比后者的常规型绩效更低、主动型绩效更高;但二者的适应型绩效无显著差异。第三,常规型绩效在公共服务动机与胜任力高低组合影响适应型绩效和主动型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为深入解读“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深刻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也为完善干部选拔培养的制度设计、推进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女性“由赌及黑”的启示——基于“谢才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的分析

谢才萍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3个特征：组织者、领导者为女性;生成过程表现为“由赌及黑”、“以赌养黑”;形成重大影响过程中存有“保护伞”。为了防止此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成,需要加强转型时期的女性利益观和法制教育;改善就业环境以减少社会闲散人员;加大对赌博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力度,铲除赌博滋生的土壤;亟需加强对公权力尤其是警察权的监督,以防国家工作人员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未成年女性性认知能力量化的初步研究

探讨未成年女性性认知能力的量化评定方法,编制未成年女性性认知能力问卷,对未成年女性进行初步试测,结果反映在法定奸幼年龄标准以下的未成年女性中,存在因年龄而异的对性的生理卫生知识、社会法律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认知能力的相应缺乏,结论：此问卷对未成年女性性认知能力的测试结果与她们的年龄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值得作为标准化定量评定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论党的历史方位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当今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及其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才能科学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     

“新财产权”保护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新财产权"的保护一般应涉及到三层涵义:免受公权力侵犯;公平分配;有效增量。"新财产权"的保护不能只靠限制政府权力,相反,如何充分利用政府权力、恰当处理政府的"为"与"不为",是保护"新财产权"的最好手段。"新财产权"的保护应落实于当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之中。     

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考察

技术侦查虽然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中国现行法律无力制约技术侦查，其合法性一直颇受争议。因此，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退退两难的问题。追严重妨碍了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制约了办案效率、影响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只有通过刑事诉讼立法明确技术侦查的合法性，进而解决其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才是摆脱实践困难的最佳途径。     

论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

礼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诗渗透、积淀在礼的各个环节,并暗暗地决定了礼的存在方式和礼的历史命运.而当诗变成了《诗》,"诗学"变成了"诗教"时,"礼"也变成了"礼教",礼的诗性特征逐渐消失.在礼的诗化进程中,《诗》也逐渐政治、伦理化.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贯穿于"礼"的诗化和"诗"的礼乐化双向互动演变的整个过程.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之必要性及立法构想

以立法的方式对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加以保护,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体现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国际社会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以立法的方式对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加以保护。我国在此方面作了大量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乃原则性规范保护中国世界遗产难以起到实效。而中国仅有的两个保护世界遗产的专门法:《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和《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均为地方性法规,仅能在所属区域内发生法律效力,且地方立法不可能有全国立法应有的全局意识。因此通过立法制定全国性的、具体的、可操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来对中国的世界遗产加以保护势在必行。笔者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拟分为:一、总则;二、规划与管理;三、文化遗产保护;四、自然遗产保护;五、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六、法律责任等六个部分。     

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的制度形式与理想的道德规范相一致,是孔子和柏拉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个性的不同,使得两者的”贤人政治”在东西方各具特色。孔子的人治观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最终难免会走向人治,而柏拉图的人治观则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它较之孔子的人治思想而言,更容易走向法治。     

行政决策权力体制的效率分析

现今世界各国的行政决策多以官僚制权力体制为组织基础,而官僚制追求的专业化、科层制等级设置以及引发的“本位主义”倾向极可能产生效率隐患。就中国现有的决策体制而言,还存在公共决策权属不清、党政决策不分等造成的低效率现象。因此,必须重申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党政分开的权限前提,完善行政决策领导体制,在“功能分离主义”决策体制的基础上改进专业化方针,从多维度考察行政决策权力分合标准,确定决策权力分合的尺度,以实现效率目标。     

社区直选制度的探索——“海曙直选”的意义及启示

"海曙直选"是中国社区基层民主的一次成功尝试和突破."海曙直选"推动了社区直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它对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海曙直选"作为社区直选的典范,它已突破了社区直选本身的意义,已经成为中国社区基层民主进程的一大标志.同时,通过"海曙直选",我们看到社区直选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行政犯的类型与违法性判断的区分

行政犯的类型区分直接影响到违法性判断方法的确立。依据前置行政规范的本质属性的不同,刑法存在前置不法型行政犯和前置程序型行政犯。当前,学界和实务界通常忽视前置程序规范的存在,将其与前置不法规范混为一体,导致前置程序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始终依附于前置不法型行政犯,继而认为前置程序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同样具有从属性。违法性判断仅指的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和依据的判断,而并非罪刑规范的最终适用,否则违法性判断将毫无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前置不法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具有从属性,从属于一般违法性的概念和类型,而并非刑事违法性对一般违法性的从属。与前置不法型行政犯不同的是,前置程序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具有独立性,其独立于前置的行政程序规范。刑法可对行政程序的次数、主体、时效及形式等进行独立判断。前置程序型行政犯在刑法体系中应具有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