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行政学时期之西方公共政策价值论

在新公共行政学时期,公共政策价值论呈现出以下特征:强调价值涉入,事实与价值逐步走向统合,公共政策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突出价值因素的重要性,使事实与价值相统合;强调社会公平,公平和社会性效率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代了传统技术性效率的地位;强调政策伦理,从价值理性之维度,张扬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与伦理精神。     

新公共行政学"社会公平价值观"的现代性解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是公共行政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嬗变,是对公共行政发展进行的一次反思和批判,其所涵盖的一些理论精神与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及我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行服务行政的努力方向等存在着有机耦合的因素。     

合法性危机视角下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探究

我国公共行政学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这是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不足的结果。本土化不足表现为本土行政理论严重缺失、研究方法混乱失范,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术质量及应用能力低下。其主要原因是传统行政理论资源被漠视和行政权力对学术的不当干预。要通过消化吸收传统行政理论资源的合理成分,加强对我国行政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对传统理论资源进行现代改造来构建和创新本土理论;要使学术评价权力从行政部门转移到学术界自身,制定一套包含有规范的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合理的理论探索标准、体现有应用价值的学术评价规章来指引学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对新公共行政学的呼应和超越

社会的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危机,新公共行政学派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试图改变传统的以效率为主导的范式。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公平与新公共行政学思想交相辉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不仅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天然的优越性,而且要能从西方新公共行政理论中吸取合理的内容,为我所用。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及述评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公平主导＂,再到走向效率、公平与责任并重的阶段,体现了从重视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融合的趋势。每种公共行政价值观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环境,在保持理论的连续性的同时,不断进行扬弃和创新。     

新公共行政之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挑战

一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总是与一定时期该国的行政理念、行政方式密切相关的.世界范围内的新公共行政运动从顺应市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重塑了对公共行政之公共性、公平性、回应性及效能性的认识,并将此付诸于公共行政实践当中,引领着行政方式的柔性化、行政任务的市场化、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及行政统治关系的多面化等多重变迁.这种变迁亦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亦步亦趋地呈现出来,使我国公共行政正面临着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的双重洗礼,并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     

公共行政学的困境及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公共行政学内在价值标准的冲突造成其理论基础空心化,公共行政学对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借鉴又使其难以形成自己的学科特点。在我国,公共行政学还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面临更多的困境。但是我国的现实需要呼唤公共行政学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职责。     

反思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偏离”

由于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匮乏及基础薄弱,出现＂游离＂于国内实践的偏差。要使这种偏离回归,首先需要对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本土化＂纠正,并从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偏离＂进行分析,思考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回归＂。     

公共行政典范革命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

受公共行政典范革命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加速实现一体化的形势下,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分离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是按市场经济要求,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主要途径.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效率与公平——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观发展回顾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观的百年发展史,是一部公共行政改革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发展史,也是公共行政价值观效率与公平相互博弈与融合的发展史。公共行政改革的四个阶段虽各有侧重,但公共行政改革追求更高效率、更多公平的总目标没有变。     

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争论的焦点

公共行政学一百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方法论流派之间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多回合的争论。本文在知识类型学的基础上,将公共行政学的主要方法论流派划分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技术设计流派、评估研究方法论流派、诠释主义方法论流派、批判主义方法论流派,这些流派围绕五个焦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五个焦点问题是第一,公共行政学探讨对象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议题是什么？第三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公共行政知识？第四,行政学是科学还是职业？第五,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规范是什么？上述争论促使公共行政研究在知识增长、方法论标准和研究规范等方面走向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和更加融合的时代。     

试论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学理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服务化、社会化、分权化等基本取向,其实,这些内容在新公共行政理论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与体现。通过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基本取向与新公共行政理论逻辑关系的揭示,本文认定, 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而言,新公共行政理论是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理基础相并列的行政学学理基础。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至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批判与攻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行政学学理基础与经济学、管理学学理基础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冲突。     

我国乡镇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研究——从公共行政的视角审视

乡镇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直接贯彻者,其伦理导向直接影响到基层的社会稳定以及基层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公共行政理念以公共责任承担和公共利益维护为价值追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行政伦理导向。在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过程中,以公共行政塑造乡镇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是必然要求。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道德的失约与制度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失范。因此,应当通过德性培育与制度约束来保证乡镇公务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导向。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日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种种异议中最具有替代意义的新理论模式当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摈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选择.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中的公民参与观检视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存在共识,但在是否将参与纳入微观的行政管理过程,公民以什么角色多大程度上参与行政活动、公民采取何种途径影响政策过程以及公民参与民主价值的关联程度等方面存在分歧。探讨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公民在政策过程中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性借鉴。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再定位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面对新环境的挑战 ,公共行政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正寻求新的定位。新制度主义、网络理论、治理理论将是指导公共管理的三个主要理论 ,而行政联合将是应对挑战的新的公共行政实践。总之 ,公共行政学的这些变化使它重新找到在政治科学中的定位     

后税费时代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研究——基于多元公共行政观的视角

目前,国内学者多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政府再造以及职能设置的理论依托,但是这二者又存在一定的抵触。针对我国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职能设置的现状,从多元公共行政观的视角出发,从政治、管理和法律这三个领域来重塑乡镇政府职能,目的是把我国的乡镇政府打造为兼具"小而能"特征的有效政府。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