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诉前犯罪嫌疑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在起诉前获得律师帮助权的重要性在我国仍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事实上,赋予嫌疑人起诉前律师权既是制约侦查机关权力的需要,也是充分维护嫌疑人权利,确保嫌疑人自白自由的需要.尽管现今可以对侦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但其仍无法替代律师在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律师权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起诉前嫌疑人律师权的内涵包括权利的告知、有为贫穷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有权放弃律师权的行使等内容.在美国法上,起诉前嫌疑人律师权的主张有明确性规制、视为主张规则和澄清规则三种.在起诉前嫌疑人主张律师权包含了律师权的主张等同于沉默权的主张、律师到场前应停止讯问以及权利的主张不限于本案件等多重效果.     

论刑事指控的功利性

基于不同诉讼参与人的立场和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影响,检察官在履行刑事指控职责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在诉讼情境中表现为个体积极追求有罪判决、个体立场相对片面、指控成立与个人业绩挂钩。正视刑事指控的功利性有助于找准出庭支持公诉的重点,明确审查起诉和刑事指控的目标管理导向。     

论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扩大与限制。提出在立法上给律师调查取证权正名 ,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     

美日刑事诉讼中律师帮助权比较研究

日本法,尤其是日本刑事诉讼法战后深受美国的影响,其中给予被追诉者以律师帮助权的宪法第34条、37条及38条就是深受美国宪法第5、6修正案之影响而建构起来的。从形式上看是美国的翻版,日本学界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现实运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与该法律制度的本体（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指出其不同并探究深层次的背景原因对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日趋走向对抗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裨益。     

论辨认中的律师帮助权

辨认是侦查机关进行刑事侦查所运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击证人、被害人的辨认对于刑事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对辨认程序的法律过于粗疏,辨认的实践大多处于随意、不确定状态,辨认中呈现诸多问题,应当借鉴国外关于辨认中律师在场所起的积极作用,以有利于加强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为目的,从有利于提升辨认结论的可信度为出发点,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帮助权,逐步完善我国的辨认制度.     

论美国律师帮助不力制度——兼议我国律师帮助不力制度的构建

律师的有效帮助应当是律师帮助权的应有之义,然而事实却是获得律师并不等于获得了律师的有效帮助。借鉴美国律师帮助不力制度建立我国的律师帮助不力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辨护权的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权具有法定性、相对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特点。获得刑事辩护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的人权,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刑事辩护权。此外,还应建立律师转入司法机关的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律师管理监督制度,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设立公益律师等。     

刑事被追诉人阅卷制度分析与构建

阅卷权作为辩护权中必不可少的权利之一,是刑事被追诉人据以了解案件信息、平衡控辩双方诉讼资源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地防御公诉方对其发起的诉讼指控。然而,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一直将刑事被追诉人排除在阅卷权的行使主体之外,使其无法真正参与到案卷信息的辨析中。基于上述情况,从法律传统的影响和对现实的担忧两方面论证了我国刑事被追诉人阅卷权缺失的原因;其次,以刑事被追诉人诉讼角色的调整和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为指导思路,具体从阅卷的情形、时间、内容、方式以及以程序性制裁为手段的救济措施等方面构建了我国刑事被追诉人阅卷制度;最后,为了便于刑事被追诉人更好地行使并真正落实阅卷权,从设置特殊案外人和改变庭审布局与构造两方面来构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阅卷权的保障措施。     

论律师刑事豁免权

律师刑事豁免权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表的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言论不受国家刑事追究的权利。律师刑事豁免权的依据是人权保障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特殊行业保护理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及我国法律规定。律师刑事豁免权在实现实体真实、程序正义、诉讼效率诸层面均具有很高的价值。律师刑事豁免权亦应受到法律限制 ,对律师滥用刑事豁免权的行为的追诉 ,应有前置程序     

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迅速审判权

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作为刑事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反思我国相关刑事诉讼立法关于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保护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推进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的必要性问题值得关注。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然而却未对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诉讼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无论是从实然还是从应然角度而言,均应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以辩护人的地位,从而更好地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自我保护

刑事辩护中的律师自我保护是一个现实而又复杂的问题。律师要切实做到自我保护 ,必须跳出误区 ,不涉禁区 ,坚守护区。合格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只有善于运用各种谋略排除障碍 ,注意工作方法 ,讲究实际效果 ,才能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又有效地全方位地进行自我保护。     

浅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最后陈述权,刑事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和对强制措施的异议权存在不完善之处。我们应通过修改法律,保障刑事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上述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避免造成新的侵害,对程序被害人的重大损失应给予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应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并保障被害人得到充足的赔偿;在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充分赔偿时,则应通过国家补偿制度防止被害人及其亲属因为犯罪行为而陷入生活的困顿。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的程序请求权

辩护律师的程序请求权,是指辩护律师所享有的向中立的司法机关提出程序性请求,从而影响或改变刑事诉讼程序结果生成的权利。在侦查程序中,它运作的理论基础是侦查程序的法治化和程序性,它是程序正义的平等性、参与性的基石,促进了双方的平等武装。其涵盖内容主要包括辩护律师的否定强制措施请求权、讯问在场请求权、保障会见请求权、排除非法证据请求权、终结侦查请求权和程序抗辩请求权。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论被刑事羈押者的会见交流权

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具有人身自由权与诉讼权的双重性,必须由刑事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会见交流权包括与律师之间的会见交流和与家属、其他人员之间的会见交流.作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调整重点,被羁押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交流权也应得到国内法的关注.对会见交流权的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并以例外为原则.我国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权的确认与保障只能在刑事诉讼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重构中得到个别化的实现.     

论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

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具有人身自由权与诉讼权的双重性,必须由刑事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会见交流权包括与律师之间的会见交流和与家属、其他人员之间的会见交流。作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调整重点,被羁押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交流权也应得到国内法的关注。对会见交流权的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并以例外为原则。我国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权的确认与保障只能在刑事诉讼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重构中得到个别化的实现。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呈上升趋势的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失控的表现之一,成为东西方国家当前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由此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立法.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独立诉讼程序,有利于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对贯彻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挽救、教育和改造方针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