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小延安”——记赣粤湘边红军游击队池江改编

艰难谈判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国共合作有望实现.但是在南方,国民党当局却加紧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企图采用"北和南剿"的方法,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之前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经过艰苦战斗,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南剿"阴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也开始了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先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抗日前线.其中,赣粤湘边的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直接指挥下,集中在大余县池江改编,开创了"北有延安,南有池江"的斗争新局面.     

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维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力倡中共放弃苏维埃旗帜,转而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时时提醒中共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求中共不惜代价维护这个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些指示和思想对于中共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相忍相重的友谊——周恩来与张冲

周恩来与张冲同为国共两党要人，其立场、观点基本对立，但二人都是爱国赤子，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他们彼此真诚相待，成为心灵相通的契友，共同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国民党陆军中将。30年代初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年仅32岁。后任国民党组织部代副部长、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1932年曾策划了“伍豪事件”，几乎陷周恩来于是非难辩的混沌境地。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随即拉开序幕。1937年初，两…     

孙中山第二次北伐与国民革命北伐之比较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北伐与国民革命北伐,都发生在国民党的改组业已完成、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后,但前者不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且基本沿用以往的斗争模式,终因仓促出师、内忧外患、联盟松散等困扰而难以为继;后者则不同,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又跃出旧式军事斗争模式的巢臼,在国共合作和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推动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消灭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主力,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成效斐然.第二次北伐与国民革命北伐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孙中山晚年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精神,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华民族寻求统一和振兴的艰难历程和经验教训.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纪念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合作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对国民党也是非常有利的.合作的达成阶段,使国民党一洗过去不抗日的阴影,树立起抗日的高大形象;合作的过程阶段,共产党由于抗日路线正确,得以发展壮大,成为重要的抗日力量,这对国民党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的;合作的最后阶段,抗战的胜利为国民党赢得了荣誉和利益,使其力量增强.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政权的迅速覆灭是其自身因素造成的.     

大余“池江改编”与新四军北上抗日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卫国”，进行全民族抗战，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高潮。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池江谈判、池江改编等艰苦斗争，最终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抗日前线。于是，一场国共合作联手抗日的风云大幕骤然拉开了。     

浅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

中国革命史上，国共两党先后经历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我们打倒了封建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使我们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二次国共合作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这对我们在新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中国，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统一强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陈毅与项英的特殊友谊(之四)

苦口婆心，陈毅劝说项英东移苏南１９４０年１月，陈毅接项英急电：即速来皖南军部参加东南局和军分会联席会议。陈毅赶到军部的当天晚上，项英早在自己的宿舍里给他放好了一张行军床（陈毅每次去军部，都睡项英宿舍里）。陈毅将洗漱用具向床上一放，急问：“发生了什么事了？”项英连忙回答：“华北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下手了。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策划了袭击八路军的‘陇东事件’；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以６个军的兵力进攻晋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５０００多人；国民党第７９军朱怀冰等部进攻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战地黄花分外香——贺怡传略(下)

四、与陈毅的战友情谊 9月,项英、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为中共粤赣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等进行谈判,快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 项英、陈毅下山谈判,在赣州引起强烈反响,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贺怡、王贤选、何斌等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得热泪直淌。他们马上到赣州城内中华大旅社去见下榻在此的项英、陈毅。 当贺怡一踏进项英、陈毅的住房,项英、陈毅双双上前,一人握住她一只手,久久说不出话来。经过了极端艰难困苦的三年斗争,老战友重逢,贺怡心潮翻滚,百感交集,这位坚强的革命女性止不住放声痛哭。陈毅抚着贺怡那不停颤抖的双肩,只觉得     

项英与陈毅的两次分歧

在我军的历史上,新四军之谜甚多,在其组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在编制从属问题上与国民党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由于项英的“左”倾关门主义,造成新四军内部有不团结的因素,其中项英与陈毅就有两次分歧。 第一次分岐: 陈毅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军部实行先斩后奏”     

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始终保持着高层的交往，故虽经历了像皖南事变这样大的事件，但由于沟通渠道畅通，避免了两党分裂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     

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和国统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全民族范围内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抗日的高潮。在此背景下，经过国共双方和各界妇女的共同努力，形成了既有组织形式又有共同工作纲领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为团结广大妇女开展抗战建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仅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导致了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天折。使抗战建国大业遭受损失。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它随着国共合作的顺利实现而形成，又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紧张而受挫，其兴衰与国共合作顺利与否息息相关。     

熊向晖在中共大棋局中的关键时刻

熊向晖长期从事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解放后从事外交工作,是一位传奇人物。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作为中共大棋局中的“闲棋冷子”,关键时刻屡屡起到举一子而动全局的作用。周恩来说: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     

陈毅涉险武功山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 ,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下 ,国共两党终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年 8月 2 5日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 ,也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奔赴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9月 8日 ,与项英一起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陈毅 ,作为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代表 ,抵达江西大余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合作抗日事宜 ,11日又赶到赣州 ,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公署及 4 6师的代表谈判。 9月 2 4日 ,项英应约前往…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福建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概况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北和南剿”的政策,使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国共合作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这过程中,福建红军游击队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以其独有的心理承受力,经受了种种考验,渡过了重重难关,以斗争求民族团结,促成了福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三年游击战争项英在油山纪事

“黑暗总会过去，光明必然会到来！”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2月中旬，中央分局在于都禾丰召开紧急会议，传达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将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分为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3月9日，项英、陈毅等人从于都上坪山区突围，历尽艰辛，几经辗转，在原信丰县委书记曾纪财的带领下，于4月初抵达油山游击根据地，直接领导赣粤边的游击战争。此时的国民党军疯狂“清剿”游击根据地，实行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渊源探析

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第一次合作。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文件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相关指示,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直接理论渊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党外联合实践、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伊斯兰教联盟的互相加入经验以及英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典范,共同构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鲜活实践依据;中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世情、国民党大圈子需要新鲜血液的国情和中共尚处幼年的党情,则是这次合作绕不开的现实背景。理论渊源、实践依据和现实背景共同成就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初期,在正面战场屡遭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决定迁都重庆。重庆遂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为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作为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南方局成立后,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民主党派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 ,民主党派为挽救民族危亡 ,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 ,批判、抵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积极为国共合作牵线搭桥 ,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 ,又积极调解国共两党时张时弛的紧张关系 ,维护、巩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国际与中共三大

90年前，即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决定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开辟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共产国际是怎样把在成立时就宣布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推向与国民党合作之途的？中共三大是怎样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国共“党内合作”对共产党的利弊如何？在纪念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的今天，探讨这些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