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市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取得成效

儋州市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在治标的同时，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取得了成效。     

当前国企腐败的特点及预防研究

当前,国企的腐败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呈现的阶段性特点为：法人犯罪呈上升趋势;涉案数额巨大;腐败案多为窝案;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与隐蔽性.加强防范与治理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认真落实党委（董事会）廉政主体责任与企业纪委监督主体责任;强化监事会职能;加快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权力腐败与转型期腐败治理

权力是一柄双刃之剑,它既可以被用来治国安邦、为民造福,也可以被用来祸国殃民,其正负效应是由权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即权力既有造福社会的倾向,也隐含着被腐败的可能性。     

论治理腐败的路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反腐败需要用动态的思维探寻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推进并依循从上到下、从清官反腐到制度反腐、从政治反腐到文化反腐的基本路径。     

制度反腐：转型期腐败治理新效能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这是从根本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选择。构建制度反腐体系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政府的必然选择。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在完善和创新制度的同时,还要在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上下功夫,这就要突破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秉持反腐制度设计＂无赖原则＂;弥补制度建设先天性不足,构建操作性强的反腐制度;推进法理型反腐路线,提升反腐制度建设的严密性。     

村干部腐败治理的法治化

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集中暴露了农村治理中法治化缺失的软肋。面对当前村干部腐败治理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力度、加强上级党委政府监督指导等方面,将村干部腐败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浅论我国权力腐败的现状、根源及治理对策

从人们对于权力腐败的关注度、国际社会对我国权力腐败的评估及我国惩治和打击权力腐败的实际情况认为权力腐败已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危险”。而权力腐败滋生蔓延的思想根源在于忽视了人性恶或是官性恶;制度根源在于受人伦束缚下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体制机制根源则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治理权力腐败应严于律己,通过廉政教育取信于民;推进制度改革,实现制度面前无特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     

青年干部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其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少数青年干部经不起种种诱惑和考验，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钱交易，究其原因主要是：“自我意识”畸形发展、“原我”缺乏制约地释放、个性心理发展尚未成熟等。现实使我们认识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对青年干部加强权力观教育，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监督效能，同时，要加大腐败成本，使青年干部不敢腐败。     

腐败的新特点与防治对策

近年来,我国腐败案件趋于高发态势,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如高级别官员腐败案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腐败利益期权兑现、腐败方式虚拟化等。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体制制度不完善、价值观发生扭曲、利益主体多元化等多个方面。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反腐制度配套、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廉洁教育、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等方面入手,使反腐建设切实取得实效。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视角下的腐败治理成效与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迈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实践来看,目前不敢腐的震慑已充分彰显,不能腐的笼子已初步构建,而不想腐的自觉还有待加强。纪检监察干部认为,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下,惩治丝毫不能松劲,监督权力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警示教育仍十分重要,同时需要加强"三不"各类措施之间的相互融合,一体推进,使之同向发力。     

腐败治理的制度路径分析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恶性肿瘤,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腐败根源于人性的不完善和制度缺失、制度漏洞。治理腐败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要完善腐败预防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和惩罚腐败制度。     

中国结构性腐败的成因与综合治理

中国的结构性腐败有其深刻的体验结构性和制度结构性原因.体验结构性原因源于官本位的价值观、德本财末的伦理观、独尊的政治文化和礼治的法律文化传统等的消极影响.制度结构性原因包括传统政治观和本位主义的消极影响,以及缺乏制约的集权结构.要对其进行综合治理,必须使程序和规则法制化,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     

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现状·特点·成因·治理策略

村级干部腐败是近年来我们党反腐败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途径,加强对村民小组干部的监管,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干部腐败问题,是当前我们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面对的一个新难题.     

健全问责机制: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腐败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问责机制这一中观层面探究腐败的成因有助于避免宏观解释要素概念复杂与结论自相矛盾的局限,通过将多个相关微观解释要素结合起来提升腐败成因解释的解释力。从问责机制的角度检视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人大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缺乏切实的保障、问责形式单一和忽视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等因素是目前我国腐败治理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应当将重视人大机关和公民的问责主体地位、调动多种问责形式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和发挥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作为深入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会领域腐败的主要特点与防治策略

城市社会是正在成长的一个新兴领域,是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应当得到大力扶持.但同时城市社会领域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腐败发生地,这是廉洁城市建设和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新障碍.其腐败现象在一些方面与经济和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相比有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应对策予以有效防治.     

腐败问题的特点、成因及治理策略探析

腐败问题具有易发性、迷惑性、聚集性、多变性等特点,其成因错综复杂,为使反腐败取得较大成效,必须采取以下几个策略:一是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二是把好用人关;三是正确划定权力界限;四是适当提高公务员收入;五是树立道德自律观念和政治责任感;六是弘扬以“公正理性”为核心的民主价值观念,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的理论思考

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治理理论视阈下我国村干部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环,村干部是推进乡村治理的灵魂。近些年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并扩大了农村寻租空间。作为行政权力的末梢,村干部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设租、寻租,形成新的乡村治理难题——村干部腐败治理。治理理论的法治、责任、有效、合法性以及信息透明性等基本价值理念与村干部廉政建设的内在契合性,为推进村干部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腐败、人情关系及其治理探寻

中国社会正转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行动的环境也呈现出熟人圈、混合圈和陌生人圈并存的状态。由于不同环境下的交易成本不同,行动主体在熟人圈中倾向于采用人情关系机制而在陌生人圈中采用市场机制,从而在中国社会形成了资源配置的“双规制”状态,但是这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人情关系包括情感性部分、工具性部分和规范性部分,随着现实社会的转型,人情关系的现实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人情关系会逐渐褪去资源配置机制的色彩而情感性和规范性功能会保留下来。腐败的发生是因为外部势力带来了资源配置的干扰,并且这种势力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了行动主体无法有效的通过人情关系机制和市场机制获得需要的资源。之所以容易将人情关系与腐败联系起来是因为,人情关系与腐败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在腐败发生的路径分析后认为,腐败与人情关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并针对腐败治理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