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杀夫案中正当防卫的认定

受虐妇女综合症是指生活在暴力虐待关系中的妇女所表现出的某些共同心理和行为反应,其主要理论依据是习得性无助理论和暴力循环理论。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重塑了正当防卫紧迫性的内涵,为非对抗性杀夫案中的正当防卫认定提供了理论依据,拓展了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范畴。运用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需具备如下条件：适用主体与对象是受虐妻子与施暴丈夫;受虐者遭受施暴者持续性暴力虐待;受虐者难以脱离施暴者控制;存在紧迫性暴力威胁。非对抗性杀夫成立正当防卫需要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对抗性杀夫能否成立正当防卫要区别而论。我国以往的司法解释有关受虐者伤害家暴者之正当防卫认定规定存在不协调之处,最新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合理内核。     

受虐妇女以暴抗暴行为之无罪、轻罪化探讨

囿于"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不少长期受虐妇女无法通过合法方式维权,被逼无奈而以杀人、伤害等激进方式"以暴抗暴"。对此,各地法院大多作出有罪判决,判决结果相差悬殊。本文通过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和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意见,结合法律经济学角度,阐述对受虐妇女以暴制暴的行为判处无罪、轻罪的可行性。     

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澳大利亚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在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中,如何处理以暴制暴杀夫的女性,保证她们获得公正的处遇,是法官面临的难题,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的运用,为破解此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本文立足澳大利亚若干个案,分析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含义及其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原则、类型与效果,并阐述了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对刑事审判带来的挑战。这对于中国司法官员在刑事审判中如何导入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研究

通过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所救助家庭暴力受虐妇女是国际上通用的防止家庭暴力对妇女造成和继续造成伤害最直接且有效的方法.受虐妇女庇护所的正常运行需要立法、司法、社会意识、理论制度、运作机制等良好社会环境作为其有效支撑.我国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所现状令人堪优,只有为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所构建其正常运行所需平台,才能发挥其应有功效.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刑事责任减免意义:美国经验及启示

受虐妇女在长期持续的家庭暴力作用下不堪忍受实施的杀夫行为,在我国现阶段缺乏出罪空间,实践中也出现了较大的量刑差异。美国刑法将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心理学概念作为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抗辩事由,结合正当防卫抗辩,从而拓宽了此类案件的合法辩护空间。事实上,受虐妇女杀夫行为具有刑事责任减免的正当化根据,其违法性与有责性比一般杀人犯罪小,从刑罚目的上看,缺乏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在我国当前法律框架下,有必要强化受虐妇女综合症因素在刑事责任裁量中的作用,并与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等抗辩事由相结合,对其刑事责任的减免进行类型化处理。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分析

近年来,家庭暴力案件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受虐妇女因为不堪忍受长期的家庭暴力而被迫杀夫,对于这类案件,各地的审判标准不一,量刑结果悬殊,因此应制定一个统一的司法实践标准。通过论述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相关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受虐妇女综合症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受虐妇女综合症”在正当防卫中的运用

一、受虐杀夫案引发的法律思考2005年北京市发生一起弱妇锤杀前夫案。53岁的李某与丈夫张某离婚后，因两人仅有一套住房，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判决双方各分得住房中的一间房屋。李某却因此长期忍受前夫的骚扰，派出所出警20余次都不能解决问题。2004年1月20日凌晨，张某突然持铁锤猛砸熟睡中的李某外甥孟某，并将其砸伤。听到孟某的呼救后，李某和姐姐冲出来与张某搏斗，并夺下铁锤。后张某又抓起打火机，欲点燃屋内的汽油，结果被李某姐妹俩按倒在地。李某姐妹俩后用铁锤将张某打伤。在姐姐送孟某去医院治疗后，李某害怕力气比自己大的张某起来反击，加上长期受张某骚扰，一气之下持铁锤将张某砸死。     

受虐妇女杀夫案量刑中的权衡

一、从吴某杀人案切入1.基本案情被告人吴某,女,42岁,辽宁本溪人;被告人熊某,男,15岁,辽宁大连人。吴某、熊某长期遭受被害人熊某某(被告人吴某丈夫、被告人熊某父亲)虐待、殴打。2005年3月19日晚,被害人因被告人     

死刑与期待可能性——基于受虐女性杀夫案的刑法法理分析

本文从贵阳市发生的一起受虐妇女杀夫命案量刑畸重的立场出发,首先研讨了引发此类受虐妇女杀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及其相关近因,进而指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此类受虐妇女杀人并不是一般性的死罪,也不应该判处死缓。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立法上可以考虑在刑法总则增设特定的期待可能性而启动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据此,依法可以免除或者减轻此类受虐妇女杀夫的刑事责任。     

关于新刑法中特别防卫权规定的研究

本文介绍了国外特别防卫权的立法概况和我国特别防卫权立法的形成过程，分析了特别防卫权与一般防卫权相区别的五个重要特征，对《刑法》第２０条第３款关于特别防卫权适用范围及相关概念涵义作了探讨，指出了当前司法实践中认定特别防卫权应注意的两个方面的问题     

“正当防卫”四十年:“于欢案”映射刑法第20条的修改

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至今已整整四十年,正当防卫几经博弈甚至1997年刑法中的重大修改,但运行中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山东于欢案的出现与发酵,透射着刑法第20条的亟待修改。通过对该案多层面的分析提出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立法上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包括对不法侵害的解读及修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绑定关系,刑法第20条第1、2款正当防卫概念的歧义等。指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具有行为上的独立性与条件上的主导性,造成重大损害的应修改为造成不应有重大损害的,建议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上增设防卫行为的上位概念,以厘定相关的刑法规制关系。     

“97刑法”对正当防卫修正之探讨

“97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较大幅度修正,特别是特别防卫权的设置,改变了传统的立法格局,在此初步体现了刑法的社会秩序防卫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并重的使命,但个别地方的立法疏漏引发了学界的纷争,若干理论分歧还有待进一步的升华。     

美国刑事无效辩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美国不仅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刑事诉讼规则,还有非常完备的辩护律师制度。其中,刑事诉讼中的无效辩护规则是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最有力的救济措施。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无效辩护标准包括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基于提高刑事辩护的质量,确保刑事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的真正实现,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从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律师刑事辩护规则和律师职业伦理规则等。     

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的刑事司法判定研究——以个案为线索的分析

如何准确认定防卫案件是长久以来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疑难问题,1997年《刑法》虽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较大修订,但并未根本改变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其原因在于修订着重解决了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问题,但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在于如何区分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起因是否有责"、"防卫是否不得已"的区分标准,虽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却过于简单与绝对,未能深入探求案情,甚至与立法精神有一定背离,使得自我防卫案件往往以相互斗殴结案,而这也与犯罪控制的诉讼模式、司法技术限制、文化上的复仇动机等因素有密切关联。     

论修订后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角色与地位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作用。     

医事刑法研究论纲

"医事刑法"应作为规范化名称加以确立。其研究乃刑事法应然视域,不必超越和游离于现有刑法基本理论体系。当前研究主要应围绕如何在充分运用好既存刑事法律规范的同时,理性检讨并修正其不足,及时确立新型医事刑法法益。对当前医事犯罪刑罚体系尚需进行必要延展,并注重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下重构医事刑事鉴定与审判机制。国内医事刑事立法应在坚持中国刑事法品质基础上,理性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注意立法的衔接性、动态性、包容性与超前性。     

美国刑事证据法中"盖然理由"标准研究

"盖然理由"是美国刑事证据法中一个重要概念,不仅是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证明标准,也是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对"盖然理由"的历史考察表明,该标准是个内容丰富、且具有内在层次性的证明体系。"盖然理由"标准对我国建立层次性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刑法的结构概要

美国刑法之所以采取制定法的形式,是为了提高"合法性原则"的效力;美国刑法的运作结构以三部分为中心:犯罪定义、归责原则、抗辩理由;刑法应具有三种功能:规则叙述、责任分配和等级划分。     

美国刑法的结构概要(下)

美国刑法之所以采取制定法的形式,是为了提高“合法性原则”的效力;美国刑法的运作结构以三部分为中心:犯罪定义、归责原则、抗辩理由;刑法应具有三种功能:规则叙述、责任分配和等级划分。     

Reaching African American Battered Women: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dvocacy

This study reports findings from interviews with 242, primarily African American, battered women in Detroit. Most of the women rated domestic violence advocacy as very or somewhat helpful. Satisfaction with police and receiving referrals from the legal system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atings of advocates helpfulness. Receiving information, being emotionally supported, and having advocates readily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were the most common reasons why women rated advocates as helpful. Women who gave advocates low helpfulness ratings described them as unavailable, unsympathetic, or ineffective in legally sanctioning abusers. Less than half of the women who experienced severe violence in the focal incident reported that advocates helped them with safety planning, and there was a low rate of follow-up on referrals provided by advocates. Thi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advocacy can be satisfying for urban, African American women, but more intensive servic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ir saf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