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现代进路

程序正义是法治社会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刑事诉讼一个重要理念。它强调过程道德性和法律公平性,它与自然权利理论有着天然契合。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现代主义危机开始出现,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和社会法学、实证主义和反程序主义的"批派"兴起,后现代主义呼之若出,法律从维护个人权利走向创造社会整体利益,程序正义必然遭遇新的挑战。     

法与正义的关系之探讨

近年频繁出现的道德缺失事件里,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又再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呼吁提倡公平正义的美德.那么何谓正义?法作为一个正义的维护工具和实现正义的手段,又该如何实现正义.本文就法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作探讨,结合实际案例,以求中国司法实践在正义与法律问题处理上作一些思考与启发.     

关于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的质疑

关于法律是否必须接受道德评价的问题,历来争论无休。在此,正义是法律与道德两者均关涉的问题,然而对正义的解读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与此同时,法律本身是社会现实问题,事实上,法律完全可以是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即法律完全可以是非道德性的现实存在,法律并非必须要接受道德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其存在的标准。     

浅谈律师道德与正义

在当今社会中,许多人对律师这一行业不太熟悉和了解,因此不免产生诸多误解甚至偏见。在律师职业中,律师不仅遵循本行业的道德准则,还要以实现正义为己任。道德与正义于是成了律师职业的指导原则,贯穿于律师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然而,道德与正义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某些情况下两者难以共存兼备。本文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力图简明地阐述这一个复杂而迷惑的话题。     

论科技正义的法律化

科技正义是社会正义的集中体现，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激化了道德与实在法之间的矛盾。立法者亟需挖掘当代科技的正义内涵，并适时创制适应新情势的科技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整和促进科技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最终实现社会正义。     

论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道德基础——分配正义

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人类消极地适应工业化时代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产物,它还有着深厚的政治道德基础.本文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意义,阐明了分配正义原则的理论内涵,介绍了西方分配正义原则的当代争论,并从分配正义角度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行了理论思索.     

"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一种后现代主义视角

如何坚持法律的正义准则、确定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价值准则是司法改革的中心问题.法律的实体正义正被解构和反思,人们开始思考行动中的法律正义,关注程序正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试图从现象学或者语言学等不同的角度找到一条立足于程序正义的出路,但是由于程序本身的微观性、个体化,寻找程序正义本身的道路必然是漫长的.     

财政法的正义价值判断与选择

财政法的价值判断应当关注财政分配本身正义问题与财政分配过程正义问题,国家对财政对象的占有、使用、分配以及国家对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正义问题。财政法正义对国计民生深刻的社会意义,要求财政法理论应将财政法正义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范畴。目前财政法理论的不足使其更具有研究的迫切性。     

抽象正义与具体正义的冲突与选择

“人类的一切行为在为他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使他付出代价。”（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页）自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来,中国社会选择了法治之路。对法治的代价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从而避免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中由于出现某些问题半途而废。法治的代价之一就是抽象正义与具体正义的冲突。一．冲突的产生法律规则来自于立法者对社会具体生活的抽象概括。因此,排除了法律秩序本身不正义的因素。一个正义的抽象规则,当它适用于个案时,理应获得正义的结果,这是法律存在的基…     

网络正义及实现条件

本文以亚当斯密关于正义的观点引出网络正义,总结了被曲解的三种网络正义,并探究了网络正义的四个基本条件。随后分别从法律、理性、道德及制度四个条件的角度结合实例,分析它们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实现正义中的重要作用。     

论群体性事件治理中政府正义的构建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隐患.在现实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常与政府正义与否存在密切的关联,同时,政府正义也成为能否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条件.只有从政府行为、道德和制度三方面构建来保障政府正义,才能推动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防和解决.     

浅议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以融合正义重构人工智能司法的逻辑

我国的人工智能司法发展具有明显的突变特色,缺乏足够的制度和理论调适,广泛应用会带来司法逻辑的内在冲突。司法的社会技术特性和人工智能的自然技术特性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为我国人工智能司法广泛应用提供了工具理性基础。但人工智能介入司法会带来原有社会黏合基础改变,无法完全应对司法过程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因素,并且会因为技术竞争带来新的不正义。需要扩展法律正义的蕴含,将法律正义的纯粹道德内核扩展为功利-道德内核,将司法从社会技术转换为技术-社会技术;在司法结构上设置技术-社会的双重竞争性机制,以维护基本的演化平衡;通过技术-社会互动的重构实现人工智能介入后的融合正义司法模式。     

法律、理性与人类正义--朱利叶斯·斯通的实用主义正义观

朱利叶斯·斯通是当代世界著名法学家,他主张建立一种综合法理学,认为法理学应包括逻辑、正义与社会事实。在这三个问题中,斯通对正义问题最为关注。在正义问题上,斯通否定存在绝对的正义标准,认为应超越绝对与相对之争,而从何种正义能阻止人类社会倒退的比较功效上对各种正义理论进行判断。人类实现正义的过程就是从不正义到逐渐获得正义的过程。他为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社会提出了九种正义的“准绝对”标准。斯通的正义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对我们今天思考正义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浅析程序正义的要求

程序正义理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英美国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远远不够,对于程序正义的价值在法律上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方面,司法活动本身应当严格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只有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的正义才是社会所能接受的正义。因此,程序正义在最低限度内提出了自身的基本要求,即参与、平等、中立、隔离和自治。本文从程序正义的内容入手,结合我国诉讼中的现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价值,以及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内在要求。     

程序正义与司法公信力

当下,司法的公信力普遍偏低,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已成为司法建设中的一项重大难题.造成司法公信力偏低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在社会利益结构复杂,人民思想观念不一,实体正义越来越难以形成一致认识的今天,社会程序吸收不满的功能和其所特有的独立价值功能日益突出,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程序正义对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性.本文将从引言、司法公信力解析、程序正义与司法公信力联系、我国司法审判程序现状及改革建议和总结五个部分展开探讨.     

如何正确对待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

算法时代中,"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茧房"等非正义现象引发了算法规制的需要.但算法商业秘密的存在使算法处于"黑箱"之中,成为算法正义实现的障碍.面对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的张力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平衡;算法知情同意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拒绝权等私权制约;算法正当程序.由于对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考量主要局限于维系商业道德和市场秩序,无法实现对算法商业秘密的有效制约.算法私权中基于一般道德和法理的算法拒绝权能够成为制衡算法商业秘密的强理由,同时,算法正义需要建构一种基于过程的,而不是仅基于结果的正当程序观念.     

公司正义的制度认证与创新

公司正义由微观层面的股份正义、中观层面的治理正义和宏观层面的社会正义同构而成。应该围绕制度创新这一轴心来认证和建构中国的公司正义理念 ,即 :( 1)从微观层面上讲 ,通过对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创新认证股份正义 ;( 2 )从中观层面上讲 ,通过对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创新认证治理正义 ;( 3 )从宏观层面上讲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创新认证社会正义。     

试论法的正义价值取向

正义历来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它包括道德正义、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法律正义等,而百姓更是把理想中的“法”看作是正义的化身。邓小平曾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