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与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

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运行一直采取以政府特别是警察治安行政为主体的社区治安管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我国政府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并由此构成中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决策背景和基本的策略原则,但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政治过程、行政过程、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产生的偏差以及由此引起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设计、构建和运行问题并未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审视和构建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模式,建立起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为指导的一种新的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认知框架和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制度创新体系及运行模式。     

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多元化共治是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群防群治,其目的是实现流动人口本身对于社区犯罪治理的积极参与。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社区治理应提倡社区多元化共治。在微观层面,从环境设计和防卫空间的意义上看,应修复社区中的破窗,倡导邻里守望;在宏观层面,应促进社会整合,改善社会认同局面,实现文化融合。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轻罪治理双重机制实证研究——以S市P区的检察实践为样本

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犯罪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因应我国刑事案件轻罪化、轻刑化的结构性变化,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实践探索建立轻罪治理“快处”和“慢处”的双重处理机制,为检察权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探索新的路径。未来,通过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加强“快处”机制的跨部门工作协同、探索企业合规撤回起诉机制、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等措施,进一步优化轻罪治理体系,提升轻罪治理实效。     

论留守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社会治理

探讨留守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深层社会原因,必须要在城市化、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进行,只有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加强农村社会建设、纠正部分农民的教育认识偏差、提供适合当代留守青少年的教育产品、建立全社会教育网络体系等各个方面进行长期的努力,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犯罪生态学观下的青少年犯罪与新型社区治安工程构建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日益出现出主体低龄化、手段成年化等特点，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严重社会问题。从犯罪生态学视角对青少年犯罪现象进行社会生态分析，提出构建新型社区治安工程来遏制和消除青少年犯罪，对于改善我国治安状况，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确保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治安预警机制：社区警务建设的新尝试

在社区建立治安预警机制是完善社区警务,有效打击、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社区警务中构建治安预警机制应根据社区警务的特点,确立和发挥其在社区警务中的功能,完善以警情通报制度为中心的信息通报、披露制度,完善治安预警的相关机制,扩大适用范围。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统战工作研究 ——以G街道为例

当前在社区统战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但也存在社区统战主体力量不强、思想认识不到位、资源作用发挥不充分、工作方式存在不足等问题.为此,应着力从加强社区统战领导、提高社区统战意识、健全社区统战机制、整合社区统战资源、创新社区统战方式等方面进一步探究社区统战的路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治理路径研究——以电白、宾阳、儋州为考察对象

近年来国内产生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各自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手法特征,各地政府加大整治力度并形成一系列成功经验。电白、宾阳、儋州作为环北部湾地区的三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在人口、经济、地理等条件上具有相似性,当地政府在整治犯罪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大数据治理"、"全链条治理"和专项行动"以打促防"的治理特色。同时也具有三大治理共性,即组织模式上以党委政府牵头的协同治理,基层动员上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基础工作,法律威慑上采用公开审判并附加财产刑以削弱犯罪者的侥幸心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治理经验可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犯罪重点地区治理模型。在运用治理模型实施具体地区的犯罪治理时,要进一步扩大治理主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注重治理客体的全覆盖与差异化,发挥大数据的技术治理作用,运用刑事治理既要认识到其有效性,也要考虑其有限作用。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文章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剖析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困境,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道路。     

恐怖主义犯罪的社会治理应对

恐怖主义行为虽然没有底线，但是它也是可以通过社会治理的方式来预防或者消除的。那么，从哪些角度，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呢？ 由法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们是遵纪守法还是违反法律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有：社会环境因素、法律系统因素以及个人主观因素等三个方面。就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危害看，社会治理就是要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从社会生态结构的改变出发进行社会治理。应该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浅谈构建和谐平安社区中的社区警务——以中外社区警务发展为线索

构建和谐平安社区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家庭平安、个人安全和自由得以有效实现的宏大工程,社区警务是其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本文以中外社区警务发展为线索,探讨了在现实背景下构建"和谐平安社区"中如何进行社区警务建设,以期为和谐平安社区建设有所裨益。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犯罪治理数字孪生体研究

犯罪治理的复杂特性迫切需要新科技介入研究。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和建设采取智能化手段已成可能,以此来提升精准犯罪治理的程度,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针对处于复杂高阶多维的犯罪治理社会实体,结合数字孪生高逼真行为仿真特性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强大的数据挖掘能力,引入数字孪生进行犯罪治理现代化研究,从而构建犯罪治理数字孪生体。通过在虚拟空间可视化与分析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管理、预测预警、态势预判、模拟仿真、计算试验等,实现实时监测数据驱动下的犯罪在线治理,为犯罪治理现代化探索新思路。     

从社区治理到公民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逻辑

本文界定了公民治理的核心概念,以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公民自治理论等为基础,用六个分析指标分析了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情况,提出了公民治理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只要能够克服一些局限性,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向就是公民治理模式的结论。     

中国社区民间组织法律治理机制探析

社区民间组织具有基层性、规模需求和影响相对小、数量多的属性。目前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法律治理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各地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社区民间组织在成立门槛、竞争主体、活动资源、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督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应针对社区民间组织本身的特点,结合实践经验,完善社区民间组织的立法,并通过立法和法律的实施建立促进该组织发展的准入、竞争、激励和监督等四大法律治理机制。     

法治语境下极端主义犯罪治理定量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对极端主义犯罪的规制具有实质正当性,对相关行为的刑事规制应限定在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宣扬极端主义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之内。但回归分析也表明,大量作用显著的因素源于犯罪以外的社会问题,因此,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应对必须超越刑法对犯罪的规制,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治理视野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