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执法司法大数据信息协同共享机制初探

在当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背景下,最高检大力推动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推动构建内部检察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与外部执法司法大数据协同共享相结合的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格局。其中,构建执法司法大数据信息协同共享机制成为重要一环,意义重大。目前在推进过程中执法司法大数据协同、畅通运行机制、平台搭建、数据安全共享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讨。深入推进执法司法大数据信息协同共享,要转变理念,树立“大数据思维”,以率先实现政法部门的核心数据系统整合为突破点,统筹推进,夯实制度、畅通运行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有序推进跨部门数据协作平台建设,实现法治数据安全、高效共享,进而深度运用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     

党委领导政法工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党委政法委功能定位为视角

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礼法文化下的“行政兼理司法”,也不同于以分权与制衡为重要标志的西方政治司法模式.政法体制,究其本源是在“救亡图存”和“富强民主”的双重历史诉求下杂糅马列主义、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西方法治元素以及中共革命经验而形成的独特社会治理模式,并据此形成制度载体“党委政法委”.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下,关于党委政法委制度的讨论往往裹挟着意识形态纷争、司法体制改革需求以及司法权威重构的现实困境.笔者认为,党委政法委工作方式的法治化、职责边界的清晰化、服务司法权独立行使的职能化,才是其“长期坚持”的法治化路径选择.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深化司法改革,在践行司法服务、落实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强化监督制约、创新审判管理、加强司法保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人民法院执法办案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继续深化司法改革,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法治的思维方式,进行更加理性的分析和研究,推动改革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 一 对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法律性.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全社会法治化的过程,法治中国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法治建设的认同,也是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最重要的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要内容.司法机关是党领导下的重要国家机关,人民司法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就是在维护党的权威,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威信.因此,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不断提升全社会对树立法律权威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统一认识,形成高度共识,这样才能使司法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互联网合规新局

<正>当前,互联网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增长点、创新池。经历近20年蓬勃发展,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互联网经济涌现出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互联网行业面临合规发展的现实要求。实践证明,法治是互联网治理的基本方式。过去数年间,中国在数字经济、数据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网络法治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实现了网络法治建设“从无到有”,完成了网络立法、网络执法、网络司法、网络普法等领域“从有到优”。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思维方式传统与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路径选择

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的主体性。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思维方式传统决定或影响着一个国家法治模式的选择和法治道路的走向。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合”,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则在于“分”。西方的思维方式传统成就了其严密封闭的法律体系和司法适用;中国的思维方式传统孕育了其开放性、实用性的法律结构和司法适用。当今世界,中西方思维方式开始走到一起,西方法学对形式化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进行了反思。当下中国在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思维方式转换,但这种转换绝不是中西方本源性思维方式的简单置换,而是要实现思维方式融合后的升华。在综合性思维方式下,中国的法治模式应该具有自己的面相。     

西部检察工作的几个实践问题

我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及其法律制度将逐步与国际贸易及其法律制度的通行规则全面接轨，从法治建设的层面看，在这一进程中，除了相关法律制度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外，同样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也都必须完成从传统司法观念和方式向“公正、公开、公平、统一、廉洁、高效及司法独立”的现代司法观念和方式的转变。对西部地区检察工作来讲，情况也是如此，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里，笔者想着重对加入WTO后西部检察工作面临的几个重要实践问题，作一些探讨。转变传统执法观念，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国与国司法状况的差距、国内东西部地区…     

浅谈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之特点

为了更好的践行依法治国理念,解决百姓“立案难”的问题,立案登记制度受到很多学者以及司法实践者的追捧.从党的十八大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加快中国法治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然后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通过,民事立案登记制也最终尘埃落定,为我国立案制度的发展开启了重要的一步.本文就我国立案登记制特点展开论述.     

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

德国现代行政法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法治国背景之下完成的。法治国思想从最初提出之际,就是对国家行为的法律规范要求。在此背景下,奥托.迈耶提出“依法律行政”,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德国现代行政法。德国法治国思想其后经历了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以及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作为对社会法治国的回应,给付行政理论开拓了德国行政法的新视野;而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则在实质法治观下对德国行政法进行了重新塑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改革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在人民法院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了在广大读者中展开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本刊借2005年《法律适用》“珠海杯”专家论坛之机,举办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主题讲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司法改革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支持。本期发表的四篇论文,就是该论坛中杂志社特别邀请的有关专家所作。他们分别从司法改革的宏观和微观角度入手,之后汇总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改革”这个新的命题之上。正像文章作者所言,“借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回顾、审视和谋划一下中国司法改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特别有意义的”。     

起诉难: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

我国起诉难问题主要源于我国特有的一种超法律规范的司法政策限制。这种司法政策限制主要是基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实质正义优先、传统意识以及治理习惯等因素。但这种调整以牺牲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以及法律的普遍性为代价,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在我国从传统法治转向现代法治的过程中,随着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大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这种政策性调整的适用应当逐步加以限制以至最终取消。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规范化问题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以建设法治为目标。而法治首先意味着有序———尽管秩序只是法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既是一个理想或目标,更是一个过程。以“有序”为特征之一的法治目标在这个以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改革过程中,恰恰受到来自以下两个方面无序或谓“不确定性”的挑战,从而显示出规范改革措施和坚持司法统一的必要性：首先是现代社会生活自身的不确定性。现代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活的迅速变化即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具有确定性属性的法律去调整如此复杂多变的…     

李昌奎案中舆论监督与司法关系系统论的影响探究

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开放化,思想越来越多元化,作为社会民众喉舌的社会舆论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从2006年“许霆盗窃案”,到208年的“梁丽案拾金案”；从2009年“李荞明躲猫猫”到当年“杭州70码”；从2010年“药家鑫激情杀人”再到2011年“李昌奎死刑争议”案.不少司法案件由于社会舆论的传播而成为了热门话题.本文以李昌奎案件为个案研究对象,运用系统论方法,对社会舆论作用于司法审判这一社会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两个重要参考因素.两者在最终的价值判断上高度一致,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冲突,平衡公民的舆论监督权与司法独立审判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     

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

理念之变: 从“中国法治”迈向“法治中国” 理念之变,首先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共出现了18次,“依法”一词出现了21次,位居历次党代会报告之首.在十八大的论述中,“法治”建设的目标更高,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变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必严、违法必究”到提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保证;“法治”的定位悄然前进,从“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也是在党代会报告中的首次出现,“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重述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兼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古典法治理念的法律至上、正义、法律中立、平等、民主和中庸的原则。市民社会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的法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依法治国”的推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依规治国”的强势劲头。执政党以“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国家成为建构“法治国”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以及突现道德的治国功能,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在当今中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通过如西方社会那样的方式从市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地生长出来,而更可能通过政府或半政府行为促成。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或理念——“职业认同”,其内容应当以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基础。“职业认同”无法通过行政的方式构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且依附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司法原情:传统及当代价值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基础,而形式法治主义理念往往强调“法律效果至上”而忽视了其社会效果.作为传统中国重要司法裁判方法的“司法原情”,其对依法裁判当中“情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的综合考量,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以积极回应社会对实质法治主义的相关诉求,建构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十七大报告：弘扬法治精神的纲领性文件

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往往喜欢戴着法律的“有色眼镜”法眼观潮,从法律的视角欣赏和解读时代潮流,笔者也不例外。作为司法行政宣传工作者和司法行政理论工作者,笔者通过认真学习领会高屋建瓴、博大精深的十七大报告精神,深感学习和践行十七大报告“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意义非凡,使命重大。胡锦涛同志作的十七大报告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十七大报告通篇都融汇了法治的精神,弘扬了法治的精神,堪称是一篇弘扬法治精神的纲领性文件。深入学习和认真践行十…     

法治拓展的路径探究

发展法治就需要不断地在各个领域拓展法治.法治拓展有很多路径与方法.中共中央决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为法治拓展指明了方向;具体的法治拓展路径,可以通过建立动态的法规清理机制,以制度规范完善为目标,以司法引领、问题导向的专项、专题拓展为抓手,制定法治拓展的行动方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法治拓展的方案,尊重司法、执法的规律,在制度中融进法律论证方法、法律解释方法等.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法治机制构建

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方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法律冲突问题、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之法律地位问题以及国内相关立法之衔接与修改问题.为此,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行动计划、建立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机制、确立共同行为规则等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宏观问题;另一方面,以解决相应微观问题为目的,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法治保障机制、生态及环境保护中的法治合作机制、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法律地位之确立、推进国内相关立法的完善修改等方面予以法治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