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论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

我国当前行贿犯罪存在行贿数额大,行贿方式隐蔽,行贿花样繁多,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连续行贿现象多等特点。人们对受贿问题关注度很高,却对行贿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这种"重受贿轻行贿"的处罚模式造成了不良后果,是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本文认为,为更好的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首先要完善立法: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进一步规范行贿犯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增设反腐败相关法律;其次要严密法网,加大对行贿犯罪的追诉力度;再次是扩大宣传,引导全社会树立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和遵纪守法意识,减少行贿犯罪发生的社会土壤。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缺陷与完善——以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强调国际合作、重视资产追回的反腐法律理念与制度机制,为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和强力支持.参照<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我国刑事实体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形似神离",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贿赂犯罪处罚的对称性及刑罚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七点建议.     

我国行贿罪的理论冲突和立法抉择

行贿罪是贿赂犯罪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刑法学界对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刑罚处罚乃至存废问题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保留行贿罪有利于严密反腐败刑法法网和对贿赂犯罪的惩治。行贿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有利于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符合刑法谦抑性。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符合刑法“从严治吏”的旨趣。     

“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三百九十条(行贿罪)均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然而对于“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属性问题,法学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从刑法理论及立法原意来看,它是刑法典分则对不同于一般自首和准自首制度的特别规定,是自首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属特别自首。有观点认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为属于坦白而不是自首。笔者不赞成这一观点。首先,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所谓坦白是指犯罪行为已经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发觉、怀疑,而对犯罪…     

行受贿对合犯罪中如何认定自首与立功

当前,在检察机关对于行受贿案件的查处中,行为人自动交待向有关公务人员行贿并检举公务人员收受自己贿赂的犯罪事实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检察机关根据行为人的检举揭发,查获了该公务人员的受贿犯罪,对此能否认定为自首和立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重大争议。目前,本刊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典型案例,共同邀请有关专家,深入探讨行受贿对合犯罪案件中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以自首论”的两点理解

一、其他罪行既包括不同种罪行,也应包括同种罪行 刑法扩大自首范围,其立法本意是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自首从宽处罚原则的实施,激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减少因犯罪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获得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预防犯罪效果。同时,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分子出于自己的意志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其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同种     

中英受贿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是英国贿赂犯罪立法改革的最终成果,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反贿赂法之一.在受贿犯罪立法上,该法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受贿行为,采用单一罪名模式,以“受贿罪”一罪规制各形各色的受贿行为,统合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受贿犯罪,并以“不正当行为模式”为根基,建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确定“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尽管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与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具有相当差异,但我国可积极借鉴英国的有益经验,严密惩治受贿行为法网,整合规制受贿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重视私营领域受贿犯罪,拓宽打击私营领域受贿犯罪的范围;改进受贿犯罪之犯罪构成,扩充贿赂范围并确立过错推定规则;完善受贿犯罪刑事责任,革新刑罚处罚标准并优化刑罚体系.     

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加大行贿犯罪查处打击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相继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贿赂腐败分子,净化了政治、社会风气。然而在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腐败犯罪同时,对行贿犯罪的查处打击力度却远远不够,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刑法对行贿犯罪减轻、免于处罚规定的条件过于宽松。新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免除处罚的条件规定进行了修改,严格限定行贿犯罪免除处罚的条件,从法律制度层面堵住了行贿犯罪逃脱处罚的缺口。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顺应立法修改意图,把打击行贿犯罪放到与打击受贿犯罪同样的高度,加大对行贿犯罪查处打击力度。     

惩治商业贿赂行为必须严厉打击行贿犯罪

行贿犯罪不仅是产生商业贿赂的重要根源,而且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践踏了国家法治和社会正义.介绍了建国以来我国关于行贿犯罪立法的历史沿革,总结了我国查处行贿罪的现状及当前行贿犯罪的特点,重点解析了行贿犯罪在立法上的缺陷,从立法上提出了关于完善行贿罪立法的建议:一是严密法网;二是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三是对行贿犯罪采取从宽处罚原则,实行轻刑化;四是建立行贿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权利之保护——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所谓污点证人(stained witness),简而言之,就是具有犯罪污点且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多存在于贿赂犯罪、共同犯罪和团伙犯罪等案件之中。贿赂犯罪污点证人(以下简称“污点证人”),是有贿赂犯罪污点(参与受贿或者行贿行为),在司法机关追诉贿赂犯罪中配合和帮助司法机关就有关案情如实提供证言,由司法机关对其作出不予起诉或者减轻刑罚处罚的人员。根据我国的反腐败司法实践,污点证人多数是受贿罪案中罪责较轻的共同受贿人、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之人。贿赂案件的污点证人虽然也被称作“证人”,但与普通证人相比,其特殊之处主要有:(1)污点证人的稀有性…     

香港贿赂犯罪之立法特色及其启示

香港政府反贪污贿赂的成效举世瞩目，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其刑事立法的合理性。与内地刑法相比，贿赂范围的广泛性，代理人贿赂、选举贿赂等特色罪名的设置，各类主体贿赂犯罪法定刑的一致性．行贿与受贿同等处罚，从严处罚涉及公共机构的商业贿赂犯罪，注重财产刑和资格刑的并科适用等，都是香港贿赂犯罪立法的独特之处，这些做法对内地贿赂犯罪立法的修改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显示,配刑与宽宥对称设置的惩治模式以及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惩治模式,均无法有效压制受贿冲动,难以取得对贿赂犯罪的良好抑制效果;容忍、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受贿、行贿倾向的共同促成因素,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限制是受贿倾向的特别促成因素;以行贿是受贿的“源头”为由,要求加重处罚行贿或者要求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的主张,与经验事实不符;不对称重罚受贿并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设计,对贿赂犯罪具有最佳抑制效果。在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但不同等处理二者的同时,应积极展开“特别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尝试与探索,以此疏通涉企业贿赂犯罪打击与治理、治标与治本的中间管道。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改善营商环境,是治理贿赂犯罪最关键、最艰巨、最具决定意义的系统工程。     

行贿与受贿是相伴而生的一对

“行贿笔记”及“行贿清单”的大量存在，暴露了行贿受贿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贿赂犯罪与贪污、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都是反腐败的重点，行贿与受贿是相伴而生的一对，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要双管齐下，严加惩治，更重要的，     

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     

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重受贿轻行贿"思想作怪,我国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一直打击不力;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亦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此种状况,导致行贿人一再行贿,有恃无恐,结果是社会公正坍塌、公众普遍不满。这种状况之所以存在,既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原因。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原则,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并努力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的执法能力,切实遏制行贿犯罪。     

行贿违法犯罪防治问题研究

防治行贿违法犯罪是开展反腐败斗争工作的重要一环。行贿违法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从法制层面看主要是失信惩罚机制尚未建立以及对行贿打击力度不够等。本文指出要有效防治行贿违法犯罪,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市场诚信体系,全面实行市场廉洁准入制度;二是健全行贿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机制,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机衔接;三是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强化刑罚的预防功能。     

行贿犯罪查处难之实践思考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行贿犯罪查处难的现实困境,大量行贿人没有受到法定的刑事追究。一方面是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难以把握,无法查处向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行贿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和侦查手段的落后性,侦查部门不得不过分依赖行贿人的言词证据以打击受贿犯罪,存在着司法利益上的交易。破解这种困境,一是要取消“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将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二是要构建特殊的贿赂犯罪证据规则,提高侦查水平,减少对行贿人言辞证据的依赖。     

行贿能否与受贿同罚

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不力是目前普通民众及司法人员普遍的感受,预防腐败应重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在犯罪学上,行贿和受贿是一种对应或     

影响力交易的刑事立法思考

影响力交易行为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之一,该行为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有着明显不同的构成特点。立法时可以考虑保持原有的斡旋受贿和相应的行贿行为不变,将利用公职以外的影响力交易的行为规定为斡旋获利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