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要做到非法证据排除,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第一,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非法证据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采取刑讯逼供等方式取得的证据,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采取窃听、秘密录像、坐探、跟踪等秘密手段取得的证据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对非法证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违法证据的取舍,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人民法院对公诉机关收集的证据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时,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法院在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经过公诉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审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程序问题研究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都规定严禁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没有规定违反此规定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998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收集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指控犯罪的证据,但没有配套的实施程序。2010年最高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规则之一,它对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状况进行整理,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特点分析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并结合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建议。     

职务犯罪侦查如何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自1996年第一次修订以来，刑诉法今年迎来了第二次大修。此次修改对检察机关职务侦查工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针对新刑诉法，检察机关职务侦查部门应及时调整。工作思路，积极应对。刑事诉讼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将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要积极应对该制度的修改完善带来的挑战，保持职务犯罪查办工作健康发展。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自侦案件侦查的价值

两高最近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将正式实施,这对我们自侦部门办理自侦案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证据收集与认定方面要求更高,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事实上也是保障人权的需要,更加体现出对人的关怀,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纠正违法行为,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对自侦部门提高侦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非法证据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对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具有巨大影响。长远来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将带来程序与实体并重、办案模式转变等深刻变革;从现实意义上看,它增加了自侦部门调查取证的难度,使侦查活动面临被整体否定的风险。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思考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规则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不仅明确了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还就公、检、法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法务实践中,依然会出现一些理论实践相脱离的情况,这跟多年来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习惯是分不开的.本文立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务实践中运用现状,就在实务中和立法中如何加强非法证据排除作出探讨.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判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即庭前会议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从诉讼公正和效率两个方面看,非法证据排除在法庭审理之前完成为宜,但我国目前一元式的诉讼结构要求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裁判应当在法庭审理阶段完成。为此庭前会议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应完成不同的功能,既达到在庭前会议程序中完成非法证据排除的效果,又不失在法庭审理阶段应有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安排,同时也应具有对非法证据排除后果的救济制度。     

反贪侦查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实应对

2011年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并引起热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全面入法,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发     

非法证据排除与职务犯罪侦查——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背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法中普遍规定的一项证据制度,我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充分肯定了《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将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本文旨在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从而引申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犯罪侦查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作为现代司法制度重要内容的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论取证主体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应适用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定侦查措施落后且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现代先进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定、排除规则实现同步法定化。     

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

本文尝试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实际出发,从程序启动、调查核实、排除程序及救济机制等方面探探讨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新《刑诉法》与五机关联合制定的“两个证据规定”共同构建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对反贪侦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简要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非法证据范围,结合我国反贪侦查工作的特点,分析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在条文中明确规定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原则以及启动的程序和要求,较之旧法有明显的改进,但在立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问题。本文通过阐述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价值意义,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剖析,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条文规定中所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讯问带来的挑战

自2013年1月1日起,新刑诉法正式实施,刑诉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侦查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侦查讯问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如讯问程序规范化,取证难度大,犯罪嫌疑人不供、翻供现象增多,侦查人员压力加大。因此,增强依法讯问能力,提高合法讯问水平,不仅要转变侦查观念,还要加强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一直是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非法证据的采用对于国家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追究惩罚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利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宗旨,非法证据又不应该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的发展,各国越来越趋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便有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诞生。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借此谈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及一些建议。     

中外法庭审理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救济程序对比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并被其他众多西方国家借鉴吸收。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变革,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救济程序的制度规定。我们选取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对二者法庭审理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救济制度同我国法庭审理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程序进行对比,以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