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在求索中前进

中美两国在中东和中亚地区进行反恐合作既符合本国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两国在不存在竞争的领域实现合作、建立互信的重要方式。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不同,两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分歧。但是,中美两国都需要贸易安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以市场价确保相互之间能源出口,以及与世界其他伙伴国家的能源出口安全运行。高于一切的战略利益能够促使两国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并且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对抗。因此,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在情报、外交及海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将援助转化成反恐的手段。在反恐合作的过程中,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寻求更好的结果。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初探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是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相互依存理论。新的全球安全理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在于推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持续拓展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建立中美两国领域广泛的安全互信。     

秉持“只争朝夕”精神: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历史的可能,也是两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但是,由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冲突的概率较高,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仍存在较大变数。因此,中美两国应不失时机,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力图使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变为现实。具体而言,两国应优先在下列五个方面积极推动合作:经贸关系、军事交流、网络安全、朝核问题和气候变化。     

安全治理合作:中美全球治理合作新空间

<正>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强调,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深化双方的利益交融格局。作为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益交汇点,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何进一步夯实和扩大中美利益的交汇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美+”三方发展合作的双重挑战及修复路径

国际发展领域的"中美+"合作是指作为最大南南合作伙伴的中国、最大传统援助国的美国与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受援方之间的三方发展合作。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曾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政策协调,开展了"中美+阿富汗"人力资源三方合作、"中美+东帝汶"农业三方合作、"中美+非洲"公共卫生三方合作等试点项目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2018年以来"中美+"合作遭遇了国际发展领域内摩擦隔阂与美国对华政策阻力的双重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发展成果的当下,中美恢复和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三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敦促美方重启两国发展合作对话、鼓励中美民间组织开展非典型"中美+"合作、加强与受援方的协调和衔接等途径,中方可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中美+"合作早日重回正轨。     

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领域,气候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和最主要经济体,双方自2009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疑对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面临诸多挑战,但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做出了重要安排。因此,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美双方的合作将会在两个方面得以持续:一是重点推动前期合作成果的落实,二是在新协定框架下推动地方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更具体领域的气候合作。可以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动力。对中国而言,中美气候领域的沟通合作和分歧管控对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国家战略——王缉思教授访谈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关系到全人类的切身利益。在我国学界,气候变化议题不再是科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已逐渐进入国际政治研究者的视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各异。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副教授就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国家战略、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以及中美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缉思教授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侃如博士。后者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气候变化合作举行的听证会上的作证及前不久撰写的《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全球责任》和《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等研究报告,在中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本刊刊登这两次访谈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挑战与机遇相生共存:中美新能源合作的新趋势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新能源作为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美两国积极开发本国新能源,并在新能源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合作,这不仅对两国关系和双边利益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深刻影响全球新能源的发展。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气候外交会走向何方?

<正>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态度消极,这对美国国内气候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国内权力格局的变更势必对美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及中美气候外交产生影响。气候外交在中美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将显著下降,积极推动双边气候合作的大氛围已今非昔比。与之相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与行动稳健积极,推动中美两国气候外交向前发展的动力仍在。因此,中美气候外交的未来依然值得期待。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美国重返亚洲态势下的中日关系前瞻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经济上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军事上围堵遏制中国,以图维持"一超"霸主地位;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面临周边复杂形势和压力增大,处理好中日关系在整个亚太格局中尤为重要。文章分析了中日共同利益和结构性矛盾,提出了从战略上如何把握中关、中日两对矛盾。中日友好合作、战略互惠符合中国最大国家利益,以及加强中日关系须要经济互联、政治互信、民间交往、地方外事、防卫互动、立足内政等观点。     

欧盟在中美之间的艰难选择——基于“蛋糕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要求欧盟国家与其联手遏制中国,抵制中国在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欧盟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为欧洲诸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传统盟友美国,另一边是给欧洲带来经济利益的合作伙伴中国。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欧盟实际上在实施一种“蛋糕主义”的平衡策略,即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保持一种矛盾和摇摆的立场,同时它们也希望能够避免因得罪任何一方而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欧盟国家非常清楚这种策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从根本上提升欧盟的防务能力和外交自主权,才能拯救欧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欧洲。中国需要认识到欧盟目前的骑墙状态无法长期持续,因为美国如果加大对欧盟的施压力度或者对欧盟作出更有利的安全承诺,欧盟国家大概率会回归美国的怀抱,进而联手应对中国。对中国来说,应该鼓励欧盟“不选边站队”,因为总体上让欧盟偏向中国是不现实的,欧盟能够保持中立对中国来说在理论上是一种次优选择,在现实中也可能是最优选择。今后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欧盟的战略空间可能会缩小,需要在中、美两强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Trendsetters,Trend Followers,and Individual Players: Obtaining Global Counterterror Actor Types from Proscribed Terror Lists

This article seeks to conceptualize global counterterror actor types by examining the designated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ists of six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Canada, Russia, and China.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countries should be placed into one of three distinct categories: Trendsetters, Trend Followers, and Individual Players. Being able to classify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se categories is important for global policymakers. It raises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and emphasizes that “one-fits-all” policies are inappropriate and have little chance of achieving global endorsement.     

20年来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

苏联解体20年来，美国的中亚战略灵活多样，已经摸索出一套相对稳定、成熟和确定的手段。基本路径和手段包括：密切政治关系、推进地区多极化均衡；加强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推动建立利伯维尔场经济；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合作打击极端势力并威慑其他大国；利用软硬手段结合，择机推进民主体制和自由价值观等。从1995年开始，美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经济和军事“攻势”。“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在中亚维持军事存在，一度使中亚国际关系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加拿大面对的北极挑战:主权、安全与认同

由于全球暖化对北极地区产生的影响,使得北极资源开采与航运的战略价值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亮点。西北航道开通的可能性,以及北极蕴藏的丰富石油、天然气与矿物,让观察家认为加拿大北极主权问题将再度成为争议的核心。美加之间多年来关于西北航道控制权的争议,以及环北极国家之间因大陆架延伸的重叠而发生纠纷,并非一定会导致冲突,相反地,透过协调与外交斡旋或许对各方更有利。加拿大北极主权问题,其实也是认同问题,而加拿大必须展现对北极地区更多的投入意愿。     

Beware of Back-Door Protectionism

A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manat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uts down world markets, can globalization survive? Will the resurgent intrusion of the state—and thus politics—into the market lead to protectionism and collapse, as was the cas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r will the new interconnectivity of climate change and mutual economic dependence—especial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deepen global links? The former mayor of Shanghai, legendary Nobel economist Paul Samuelson and Third Way guru Anthony Giddens ponder those questions in this section.     

Swedish Lessons

A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manat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uts down world markets, can globalization survive? Will the resurgent intrusion of the state—and thus politics—into the market lead to protectionism and collapse, as was the cas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r will the new interconnectivity of climate change and mutual economic dependence—especial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deepen global links? The former mayor of Shanghai, legendary Nobel economist Paul Samuelson and Third Way guru Anthony Giddens ponder those questions in this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