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空间正义：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

区域协同治理是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协同治理的目的是追求区域空间正义。空间正义为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空间正义自身的价值诉求，是区域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目前区域治理中还普遍存在空间分割、空间失衡、空间侵夺和空间悲剧等非正义问题。实现区域空间正义，需要强化识别认同机制，完善生产运行机制，以及构建支持保障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     

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研究

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区域范围内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产业体系源于分工深化,区域产业体系是以城市群为载体的产业体系,是价值链与空间链的有机统一体。京津冀区域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呈现出产业创新能力提高、要素流动加强、区域分工链接初步显现等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产业链与空间链衔接不畅、融合度不高等问题。应围绕实体经济提高区域创新发展能力,优化区域价值链与空间链;紧抓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牛鼻子",同步提高要素市场一体化与制度一体化;高水平建设雄安新区,优化城市产业空间结构。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背景下郑州提升产业辐射带动力研究

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郑州提升产业辐射带动力,既是加快构建郑州经济发展新格局、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也是郑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和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迈入新阶段的应有之义.通过推动郑州产业升级,提升自身产业能级;探索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培育区域品牌新优势;增强郑州...     

劳动关系协同治理:京津冀的治理实践与完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劳动关系领域的协同治理亦成为现实选择。顶层设计、区域协同发展、新型劳动关系涌现以及信息科技发展构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运行机理。三地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搭建了劳动关系协同治理的层级框架,构建了跨区联动机制,拓展了跨区劳动力对接协作机制。京津冀劳动关系协同治理呈现出政策推动、问题导向与共赢逻辑的运行表征。协同治理强调组织形态的网络化特征,京津冀劳动关系协同治理需要构建一种多元参与的网络化治理场域。     

循环经济视域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针对区域协同发展,循环经济强调多样化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高效投入的区域优势资源、公平的区域发展机会和差异化的政策。在循环经济视域下,京津冀区域应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出发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目标体系,从比较优势出发科学选择区域发展的资源禀赋与特色增长点,从提高生态经济效益出发持续提升经济要素组合利用水平,在推动区域协同的过程中提升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通过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跨地区产业合作,加快市场化改革和科技创新等措施,将循环经济理念贯穿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     

论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而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产业布局与梯度转移不合理、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环保治理地区政策不统一、环保推动和地区发展矛盾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对此,建议应从构建新型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联合开展技术创新等方面加以解决。     

模式调适与机制创新:我国跨区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城市化、工业化的稳步推进,跨区域水污染问题逐步凸显起来。多年来,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措施治理水污染,期间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效,但碍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跨区域水污染治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当前,我国跨区域水污染治理面临着协作困难等主要困境,运用协同理论构建跨区域水污染治理新模式,通过"协作""竞争""制衡"三大机制及其运行关系,推动跨区域水污染治理协同效应产生、协同效能提升、协同效益持续,能使我国跨区域水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战略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针对区域发展特点和首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关键在协同,根本在协商,重点在民主。协商民主可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也给了协商民主发展的充分空间。二者互相推动,共同发展。     

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的内涵、难点及对策研究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在当前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成为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通过对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的内涵和机理分析、评价指标和体系的构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即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破解"区域阻隔",推动协同制造发展,打造产业能级提升"软实力";构建自主创新动力机制,以"全球价值链"为审察,推进产业发展不断迈向中高端。     

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研究

京津冀三地覆盖空间污染比较严重,区域空间生态备受关注。实施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生态优先国家战略,实质是党和国家对我国面临的传统农业文明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脱节掣肘而做出的积极回应。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能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当实践载体,能使生态资源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以人为本"。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筑守区域生态空间治理的社会基础。优化公共权力顶层设计的系统功能,强化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的政治意蕴。完善利益互惠共享市场机制,形塑生态共融命运共同体。健全多元参与衔接机制,促进生态共享协同共治。     

城市边缘区社区空间失序风险的整合性治理路径

在城乡空间急剧转型中,城市边缘区成为社会失序相对集中的“风险空间”,并在自然空间、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等多维度上呈现出社区空间失序的风险表征。基于空间与风险的互动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公正价值,构建空间治理与风险治理统合于社区治理实践的整合性治理框架,可以实现城市边缘区的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城市边缘区整合性治理的具体路径,包括促进城市边缘区发展的政策协同、完善全方位的政府跨部门治理协同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加强大数据等高科技与跨学科知识支撑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浙江11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

推动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是浙江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球创新高地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2011年—2021年浙江省11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描述了浙江省各设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格局,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浙江省各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研究发现：浙江省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显著推动当地创新能力提升;相邻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提升同样能促进本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关联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区域创新能力越强,但邻近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的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创新发展。     

荆楚文化圈文化协同发展的对策

荆楚文化圈的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通过政策溪流整合、职能部门协调和文化因子互动等方式构建荆楚区域文化一体化的协同机制;其次,通过制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措施,运用文化产业链、资金利益链等方式来消除荆楚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壁垒,促进区域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最后,通过搭建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平台、文化产业交易平台和文化产业合作平台来推动荆楚文化圈文化协同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陕甘宁协同发展:优势与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种全新的区域合作模式,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战略需求,符合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的需要。陕甘宁协同发展不仅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全新区域合作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陕甘宁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陕甘宁协同发展具有政策优势、地理优势、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同时也面临着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挑战。充分认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陕甘宁协同发展的优势与挑战,对推动陕甘宁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至关重要。     

新地方主义、参与及网络化社区治理

公共部门职能、规模、目标以及责任的复杂性使其面临治理性难题,新地方主义通过强调参与以及推动公民精神的复兴,构建起基于中央—地方—民众多元化协同的网络化社区治理模式,从而使得民主和管理相得益彰。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与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是以某一区域行政体制为基础,以特定公共需求为目标,以市政园林、旅游等部门为核心,以规划、交通等部门为支撑,协同供给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公共服务等,合作治理城市环境、城市卫生、城市乱象等,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共享发展的政策工具。本文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分析如何通过"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作者认为,在深化改革、新常态发展、新型城镇化等情景下,现行市政管理体制亟需重构。在既有条件约束下,可以构建"大旅游协同发展、大数据协同共享、多部门协同服务、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协同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发展、转型发展;在未来则应优化为城市协同治理机制,为城市的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服务。     

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目前区域内各地区间的分工合作虽已具一定规模,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仍存大量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区域合作的重点主要在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并行不悖的产业格局、构筑合理有序的城市网络体系、培育区域市场体系等方面。区域合作要协调好政府推动与市场主导的关系,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关键在于逐步形成有利于协调区域利益的制度安排。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理论逻辑、实践经验与发展路径

京津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加快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审视京津冀区域合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京津冀日益紧密的经济一体化是推动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内生动力与客观依据。近年来,京津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医疗、养老、教育等主要领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仍存在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供给主体参与度不足、区域整体合作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等诸多难点。应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关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具体要求,结合目标定位与梯度递进模式构建京津冀公共服务顶层设计,辅以建立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治理机制、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配套措施,从而分阶段推进区域公共服务的有机衔接并最终实现一体化发展。     

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多主体互动视角

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政府、私营部门与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政府基于权力理性扮演着网络空间法规秩序构建者的角色,私营部门基于利润理性扮演着网络技术制度的构建者与自我规制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基于价值理性扮演着网络价值标准的制定者和社会监督者的角色。三者互动,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有序化发展。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核心责任是通过法规治理寻求网络产业较快发展和网络空间安全有序之间的平衡,因此,通过构建政府的平台治理模式,根据议题属性,区分政府介入治理的程度、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注重事前预警而非事后惩罚、提升政府官员综合网络素养等途径强化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责任,不仅有利于改进网络发展环境、兼顾网络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限制私营部门私权力的扩张,保障网络空间国家安全。     

北部湾沿海地区生态协同治理研究

海洋资源作为北部湾公共海域战略性资源,关系着生态的平衡和经济的发展。根据海域的公共性和统一性特点,海域生态环境应以协同方式治理。生态协同治理要求各区域、各主体相互协同,共同治理。为了使北部湾沿海地区生态问题能有效治理,必须协同社会、协同市场、协同区域,增强合作意识,提高区域生态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共同完成北部湾公共海域的生态治理,促进北部湾经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