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农村治理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特别是执政60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农村治理工作,致力于组织和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在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注重发挥党的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注重农村治理理念创新,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密切联系农民群众,注重培育和发展农村各类社会主体,注重发挥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法治化道路,实现了农村治理的创新发展,并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政村治”到“三治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等变迁历程,实现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在于二者都坚持以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依归、以农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及实践过程的贯通衔接、一体推进。因此,可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重塑乡村社会资本、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等路径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从而加快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优势、内涵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核心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资源优势。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文化对村民价值观的影响、农村利益分化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完善党建领导机制、健全核心价值引领机制、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制度治理机制,提升自身的整合治理能力。     

社会民主治理的耦合性选择

<正>所谓社会民主治理,主要是指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在保证公民享有权利的前提下,多元权力主体通过互动、协调、沟通、妥协等方式,确保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最终实现社会善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我国社会民主治理进程,需要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和思维,走出权力至上、权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农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农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基层党组织能否以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化,这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着党对农村社会的领导能否真正实现的重大问题。根据嵌入性理论,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面临农村社会结构变化、治理主体"多元"但"缺位"、农民价值取向多元化与趋利性并存、党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战略调整等现实困境,处于"脱嵌"状态。要及时排解这一困境,基层党组织需从组织、制度、文化三个层面重新嵌入农村社会之中,在双方有效互动中提升自身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诱发了农民在绝对和相对经济利益方面发生了改变,加之现代意义上的市场逻辑在农村社会的推动,传统统治需求的乡土逻辑逐渐衰落,农村社会问题逐渐由隐性向显性转变,并且呈现出复杂性、无序性的趋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在农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实现了农村社会管理向农村社会治理的过渡,系统的、依法的、源头的、综合的社会治理新常态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因此,依据农地从"两权"向"三权"的制度改革中农村社会治理新常态的需求,提出了农地权利在改革之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总而言之,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标示性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要问题。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村民自治、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平正义的需要,而更新农村治理理念、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更需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做起,这是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了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同时也关乎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问题。在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规范不断受到冲击,整个农村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分化、整合,社会资源利益面临着重新分配,农民利益表达在现实的政治场域中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摆脱这一困境之路径选择可以从农民利益表达主体层面、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层面及资本层面来考虑。     

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农村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推动农村从传统社会治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因此,应该以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作为指引,从农村实际问题出发,科学稳定的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的对策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只有及时地转变党的领导理念,转变党的领导职能,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及党法关系,实现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通过法治规范我们的公权力行使行为,领导人民真正治理好我们的国家。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互动与融合: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

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实现的实践指向,协商民主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新型理论范式,将二者相结合,研究解析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性,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理治性、善治性、法治性与协商民主中的理治、善治、法治三种特质紧密吻合。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协商民主在结构上互动融合,一方面,协商民主通过生成农村环境治理所需的社会秩序、公平正义、制度保障以及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中面临的治理困境和难题可以转化为协商民主发展的巨大动力,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充分的制度供给,则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支撑。     

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多重堕距的生成与弥合

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出现了错位、延迟或滞后等问题,形成了一个多重堕距的复杂现象。分析可知,这一多重堕距现象在城市治理的多个维度有所展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多重堕距的生成与理念渗透缓慢、政府定位模糊、结构安排失衡以及利益协调不畅等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应以变革治理理念、落实规范治理为基础,进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调整城市治理结构以及融合协商民主资源等。如此,才会尽可能弥合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堕距,推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向前发展。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述论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社会沟通能力提升——以新媒体时代为中心的讨论

党的社会沟通能力主要是指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通过恰当的政策、方针的实施,实现与社会体系中的个人、群体及阶层进行利益协商以凝练社会共识并达成社会整合的能力与水平。提升党的社会沟通能力是强化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领导地位的前提,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时代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社会沟通能力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民众利益诉求的无序表达,二是媒介生态转变冲击党的组织架构,三是执政党文化转型的发展要求,四是新媒体传播的市场规律冲击党的传统媒体运作方式。因此,需要从尊重新媒体发展规律、坚持党管新媒体的原则、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等方面提升党的社会沟通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

<正>实现乡村振兴,必然要求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从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相结合的治理方式,通过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不断提高基层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农村有效治理,建构农村社会发展新秩序,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大都市区同城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一体化——府际合作与多元共治

大都市区同城化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之一。在大都市区同城化进程中,整合区域社会管理资源、破解区域社会问题和促进区域社会发展,都需要推进社会治理一体化。但是,大都市区同城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一体化面临着行政区划的制度障碍、分工负责的体制约束和利益博弈的行动困境。必须从府际合作与多元共治切入,探讨推进大都市区同城化进程中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