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认知、参与表征与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治理——基于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的数据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在于源头减量。近几年公众在垃圾分类中的参与意识方面有显著提升,参与预期保持乐观,但参与能力仍然停留在较低阶段。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政府动员下的公众参与行为具有被动性、表面性与无序性,而环境规制执行扭曲、“碎片化”收运模式以及监管机制滞后等方面成为当前上海市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的阻滞因素。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治理亟需完善“整体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体系,打造“一体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强化“互补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监督机制。     

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低保对象认定不科学、低保水平偏离经济发展状况、低保组织机构不健全、政策缺乏激励效果、低保立法和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为此要从政策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对象角度提出科学分类认定农村低保对象,设立高、低收入标准两条低保线,建立低保与精准扶贫开发相衔接政策,完善农村低保立法和社会监督机制,以此提升农村低保政策执行效果。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研究——基于海口市两个试点社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模型,对两个试点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开展调研,为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施行提供借鉴。调查显示,目前垃圾分类存在居民分类知行不一、基础设施不完善、政策法规可操作性差、执行监管不力等问题,本文提出完善政策体系、明晰主体职责、鼓励参与主体多元化、加强监管、优化垃圾处理产业链等具体改进措施。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的行为与意愿: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

垃圾分类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成效取决于居民的行为选择。然而居民在垃圾分类实践中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悖离特点,众多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并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基于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可发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主导因素有个体认知、压力感知、行为控制、资源情境与政策效能感,但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压力感知和行为控制多种因素复合驱动的结果,其中,行为控制的双重效应是“内力驱动型”与“外力驱动型”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核心要素;垃圾分类意愿虽是垃圾分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但资源情境、政策效能感调节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导致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垃圾分类意愿悖离的根源。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内驱动力,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和调整外驱动力的干预机制,弥合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断裂。     

加快农村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进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物协同处理,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式,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新规实施以来,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农村厨余垃圾及农林废弃物协同资源化利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北京模式.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点与对策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是国家的决策,具体执行则是各个城市的职责。从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试点,有些城市都试点了十几年,但迄今还没有建立有效和可持续的管理模式。生活垃圾分类受限于高技术、资金和居民素质,难点是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还需要细致和系统的政策。     

我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五措并举" 力促破解"垃圾围城"

<正>垃圾分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式的改革,是破解"垃圾围城"、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是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建设两美宁波的重大保障。自2013年世行贷款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启动以来,我市立足居住小区、中小学校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三大阵地",通过强化组织机构、完善法规政策、提高分类质量、完善设施体系、引导社会参与这五大举措,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初步形成分类投放、分类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关于农村社会救助的思考

农村社会救助的力度近年来不断增强,然而,部分救助对象存在长期依赖社会救助的现象,救助效果有待提升。农村救助对象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处于或轻或重的劣势,挖掘他们在生计资产方面的潜力,通过组织类似综合农协等团体建构新的社会资本或组织资本,有助于救助对象走出困境,从而摆脱对救助制度的长期依赖。     

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

在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关系中,一方面,积极的社会资本能促进政府绩效的改善,而消极的社会资本则与好政府有着负相关。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并切实执行良好的正式制度所表现出来的高水平绩效能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因此,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和高水平的政府绩效是政府与社会有效合作良性互动的结果。     

当前垃圾分类的法治治理

伴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城市人居环境治理正面临着"垃圾围城"的挑战。要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法治端发力,全面推进垃圾分类法治治理,完善垃圾分类治理立法,明确垃圾分类标准,重视普法宣传,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法治意识,奖惩并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创新垃圾分类管理方式,凝聚社会监督合力。     

创新治理模式 建设清洁美丽乡村——全椒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探索的现实意义

正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全椒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全省农村生活垃圾三年治理行动计划,发扬"三年当作一年干"的精神,在学习、考察、深入调研基础上,创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率先探索实行PPP合作方式,引入社会资本,与中标企业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于2015年,实现了县域垃圾治理一体化管理,全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     

体制与乡土双重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常常出现对上负责、任务导向等目标替代、"镇—村"组织"共谋"与非制度理性等行为,使得社会政策执行表现出非规范化特征。而社会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绩效非显著性",以及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中呈现的"资源性"特征,构成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投入力度与执行导向上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破解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与群众参与度;需要挖掘社会资本,引导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需要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技术性创新促进法律和政策执行。     

全民齐参与践行新时尚——石景山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全民总动员纪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新一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石景山区区委、区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党建统领优势,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投身垃圾分类工作,通过高位指挥、部门联动、立体宣传,在源头发动、设施完善和监督执法等方面得到了明显提升.     

关于京郊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阎村镇生活垃圾管理的现状分析,阐述了京郊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存在的问题,从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管理两个方面论述提升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水平的对策措施。     

推行垃圾分类 打造生态绿谷——北京市平谷区垃圾分类纪实

正平谷区是北京市主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之一。境内山区、半山区占七分之四,平原占七分之三。农村垃圾成分主要以灰渣、厨余为主。2008年起率先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到2010年已实现农村垃圾分类乡镇全覆盖,实现全区生活无害化处理率100%。其中熊儿寨乡效果尤为显著,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以镇包村、党员包户的形式,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挂历、宣传电话簿,1户设置3个不同颜色与材质的垃圾筒,发放垃圾分类袋,每100户安排1个保洁员等措施,制定并实施每月公示并广播各户垃圾分类情况、保洁员工资与分类成果挂钩、乡镇干部提拔与垃圾分类成效挂钩等制度,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在95%以上、垃圾资源化率达93%以上。这些成绩都表明了平谷区要打造生态绿谷的决心,也为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作了一个表率。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

公共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其合作提供的困境。我国农村社会资本雄厚,可促进公共服务的农民合作供给。文章对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用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农民合作行为选择及其机制,提出了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合作供给的政策建议。     

说说街坊里的三件小事

正听了总理报告,我对"民生"两个字又有了新的认识。改善民生,为人民谋幸福,除了关注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大事,也不能忽略城市街坊里的鸡毛蒜皮。我想说说现在社区里的老百姓糟心的三件小事。第一件事是垃圾分类。近年来,政府对垃圾分类持之以恒,广泛深入宣传,老百姓也意识到,垃圾分类不仅能减少城市环境压力,还能起到节约资源利用资源效果,社会可持续发展。但这项措施的执行和落实,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     

创新工作机制提升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

北京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有针对性地创新工作机制,提升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推广垃圾分类最佳实践 分类投放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通过地方性立法方式,明确了家庭和个人的垃圾分类责任.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     

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与计量收费经济学探析

减量化是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重要目标,而计量收费作为减量化的有效手段在国内外城市备受青睐,尤其是欧洲、亚洲等地区。生活垃圾为什么要进行减量化,计量收费应在什么条件下介入,其实施主体的行为与管理成本如何。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系统地回答这三方面问题,得出如下结论:消费过程中边际私人成本低于边际社会成本是生活垃圾产生量大于最优产生量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活垃圾减量化的原因;计量收费是生活垃圾减量化必要政策,适用于减量化努力的效果比较显著的生活垃圾,其政策收益大于政策执行成本是计量收费政策介入的前提条件;居民生活垃圾减量化水平由边际减量成本和边际减量收益决定;公共部门管理成本是费率的函数,计量收费的定价需要寻找最优费率使得政策净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