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实践·价值：包容性执法原则的理论诠释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人民主体性原则落实到执法实践中就是要在执法过程中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包容性执法是行政执法经历“有法必依”“严格执法”阶段后必然要求的原则,是行政自由裁量范围扩大和实质平等、实质法治观念普及的必然结果,是人民主体性原则在执法过程中的体现。包容性执法原则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其体现的是实质的法治观和平等观,并不违背法治原则和平等原则。在严格执法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包容性执法原则无论对发展法治中国理论还是推动法治中国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生政治背景下的政府建设

我国政治发展与行政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当前政治发展主题已经转向"民生政治"的新阶段,必然要求行政发展积极跟进,建设"民生政府"具有逻辑必然性。建设"民生政府",核心是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基本方向是筑牢民生底线,价值追求是纠正差异化,根本保障是科学的考核机制。这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利于统筹推进"五大建设",有利于人民主权原则的更好实现。     

浙江省桐乡市“三项机制”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

正作为浙江省综合执法改革策源地、先行地,桐乡市将崇福镇作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地。试点坚持"大综合、一体化、全覆盖"的改革方向,以法治"大综合"为要求,以执法"一体化"为根本,以网格"全覆盖"为目标,落实执法力量下沉,形成执法合力,通过建立"三项机制",形成了事前精准排摸、事中精准解决、事后精准回访的"一支队伍管执法"基层法治架构。截止目前,成效明显,     

论相对权力与相对腐败

不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相对权力同样导致相对腐败。绝对权力的腐败是专制下的腐败,相对权力的腐败是法治下的腐败,即法治堕落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韦伯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行为僵化;另一种是"阿伦特式的官僚主义",即执法和司法官员的冷漠无情。拒斥和批判这种以法治为名的官僚主义,正是从古至今中国政治伦理的关键所在。不同于西方法治视野下的"腐败"重在"徇情枉法",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腐败在于"以权谋私"。相比于不守法律的绝对权力和绝对腐败,被法律腐化的相对权力和相对腐败,是"无药可救"的腐败。如何避免堕落为"僵化冷漠"的官僚主义,是法治建设中最应当警惕的危险和问题。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中国基层治理中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演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治理有效"是总要求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多数,农村治理的效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成败。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积极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回归",正是在农村积极分子角色演变图景中,彰显了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党)基层治理行为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     

县乡人大监督行政执法问题调查与现实进路

正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履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征用等职责的法定行为。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是行使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和基本内容。实现全面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县乡两级政府是基础"、短板"和难点,迫切需要抓住行政执法这个关键环节,大力提升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县乡人大亟须强化监督意识和措施,完善监督制度和体系,促进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县乡政府法治化水平和行政效能。     

资源依赖与保护性执法:基于基层土地执法机构运作的解释

执法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这其中,作为中国国家构建土地利用秩序的重要机制,基层土地执法除了经由土地行政体制结构,以及基层社会的复杂环境制约,而呈现出执法效果难有稳定预期的主要特征之外,就执法存续与运转的基本前提来说,资源依赖是理解基层土地执法逻辑的关键进路。在执法的功能需求与资源供给脱节的前提下,对应于消除不同违法类型的过程需求,基层土地执法对于属地政府等组织的资源依赖被完全激活,替代性资源进入执法过程。由此,着眼于稳定获取资源的预期,保护性执法生成。不同于强调执法保护了相对方利益的解释进路,"保护性执法"这一解释类型强调执法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以执法作为能动主体的资源需求及自我保护为出发点,来解释法律实施中的规则—行动之关系。而作为一类基础性的问题,如果制度设计中的资源供给与制度实施需求互不匹配,那么,通过执法来保障法律实施的稳定性、独立性、实效性将难以实现,并对法治政府建设构成制约。     

立法语境下的法律人思维

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建设高素质的法治专门队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专门的法治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将立法队伍与执法、司法队伍并列为三支法治专门队伍。执法、司法等是法的适用活动,处于法的运行环节,立法是法的创制活动,处于法的产生环节,三支法治专门队伍在思维、     

我国地方政府开展绩效评估的动因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开展绩效评估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多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有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启示．行政改革与中央政府推行服务型政府的权威导向．地方政府提高绩效的责任感与其行动空间的扩大：经济上有加入WTO后提升政府能力的压力．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要求．解决财政困境的需要；社会上有理论探索与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互动，信息公开、电子政务提供载体：文化上有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管制”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法治意识日益强化等．     

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路线图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浙江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提出浙江要在建设法治政府上走在前列。2015年1月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实施意见》。在事权和职能上定位为"执行职责"的县级政府,行政执法是其基本职责。建设县级法治政府,需要突出严格执法的龙头地位。在具体路径上,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权责法定体系,实行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制度,并严格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定清单、划边界。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实施体系,强化执法法定程序,规范行政裁量,从程序和实体上确保执法行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制约监督体系,强化以权力制约权力,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内外监督体系;强化以权利制约权力,完善权利的救济机制;强化政务公开,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确保执法行为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并将法治导向贯穿于干部提拔、使用、管理上,为严格执法提供组织保障和人员保障。     

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行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既有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效率不高、行政改革方案执行不力、行政民主化建设不足、行政法律法规建设不全等问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未能处理好集权与分权、公众与政府利益这两大关系。以人为本、政治有序、政治认同、社会和谐,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     

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

《纲要》和《决定》基本体现了中国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逻辑和制度架构,其中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框架尤显突出。行政决策程序需要在行政国家时代的新式法治框架下获得规范定位,其在体现现代行政回应性伦理的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形式合法性的合理化需求。这一需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制约和补充的三个层面:回应规则化需求的行政自我立法、回应理性化需求的专家作用以及回应民主化需求的公众参与。负载有限政治功能的行政决策程序建构有利于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法治转型的"行政宪政主义"。     

论基层环境行政中的柔性帮扶执法——基于对华北地区A镇的观察

近年来,柔性帮扶环境执法是中国地方环境行政监管实践中呈现的执法新趋势。然而学界对这种环境执法在基层中是如何运作的还缺少深入研究。论文以我国华北地区A镇环境执法日常巡检安排为例,阐述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是如何开展柔性帮扶环境执法以应对基层复杂的环境工作形势。案例分析发现,在基层环境执法领域,刚性执法与柔性帮扶产生了特殊的深度性嵌合,帮扶与执法的目的紧密链接,意在追求环境违法问题的实质解决。具体实践中,A镇的柔性帮扶执法呈现出社区化的执法逻辑、“刚性缓冲”的柔性执法以及压力机制驱动的积极行政的微观运作形态。A镇的柔性帮扶执法受到上级环境督察、监督帮扶等机制的常态化压力传导,特定情形下与上级环境执法形成联动,并受上级环境行政机构的弹性调控。从结果来看,辖区企业从A镇帮扶执法过程中获得以信息服务为主的行政支持,柔性帮扶式的环境行政降低了中小规模为主的企业达成环境合规的成本与难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威慑型环境行政在基层实践中的合法性危机,有助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     

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科学构建——以聊城市为例

政府职能实现的基础在于行政决策,依法决策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战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加快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政府依法、科学及时决策,才能使政府职能有效发挥。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的前提。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是"过滤器"和"防火墙",有助于将违法决策消灭于萌芽之中。     

“激进左派”渐成中国学术界“公害”

"激进左派"言论,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极化思维",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逻辑缺陷",其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现实指向,肆意挤压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对学术规范和制度规则蛮横冲撞,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公害"。     

南川:“三项行动”直击“顽症”

以"狱"中思廉警示干部,使官员"不想腐败",远离廉政"高压线";开展"网民观察"活动,给力"基层执法",有效预防和查处基层单位违规执法;强化公开,主动邀请社会监督一重庆市南川区系列打造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举措,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     

治理视角中的乡镇法治政府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并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在2020年"法治政府的基本建成"做了进一步的部署。近年来,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层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和利益格局均发生深刻变     

警察执法的宪法维度

警察执法,作为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国家通过法律实现社会管理的基本途径,首先是以宪法为基础的。若以美国宪法审视警察执法,警察能否依宪执法,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无论是警察权存在的宪法基础、警察执法规范化和有效性的宪法渊源以及警察执法的宪法价值,在规范与事实范畴或观念与制度范畴方面都清晰和富有逻辑。在一个民主法治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现代国家及复杂的社会,警察执法的文明、规范和有效,关乎平等与正义、自由与秩序价值的法治实现,与是否认真对待其宪法基础有着内在逻辑性。     

法治背景下基层干群矛盾的预防化解之道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基层矛盾较多,且调处困难。在解决基层矛盾的过程中易出现化解过度依靠行政机关、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公信力受到挑战、矛盾和纠纷解决方式供给不足、人民调解功能被过度扩大等方面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公民参与度不够、基层干部对公权力运行不够规范、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的滞后、公民权利意识和官本位文化至上相互间的碰撞、公权力主导与民主参与期待的冲突等。法治文化背景下基层干群矛盾的预防与化解,主要应从加强价值观和基层普法教育,坚持用法治思维去化解干群矛盾纠纷;规范公权力,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纠纷;使决策和执法过程规范,程序和规则健全;慎用行政手段,畅通法定救济渠道等路径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