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功能、困境与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应遵循"多元共治"的思路,破解现阶段普遍面临的治理结构失衡、居民参与程度不高、公共服务落后、治理方式单一等困境。通过完善治理结构,促进居民参与,改善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方式等路径,推动农村社区治理转型,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以日韩新村运动为借鉴

正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在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同属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相似国情,两国开展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开发农村、发展农村的重大成效,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一、日韩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经验和共通逻辑(一)日本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经验1955年日本开展的第一次新村建设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确定推行区域,二是建设新村推进体制,三是加大对新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1967年日本制定了针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称为"第二次新村     

蕉岭县创新农村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成效及启示

近几年,广东省蕉岭县在"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在镇级层面,实施了"一办一中心"改革,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村级层面,以"协商议事会"改革为抓手,创新"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初步实现了农村社区治理由"政府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     

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镇、宅基地置换、征地拆迁等齐头并进,广大农村面临重大转型。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农村转变为城镇,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农村社区由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城乡格局由城乡二元向城乡统筹一体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频出,因而,从治理模式、公共决策、权力配置和条件保障的路径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发挥新疆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

社区调解是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目前,培养和增进社区居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强化社区的治理观念和组织结构,发挥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做好增强依托社区调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结合"硬法"和"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规范作用以及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法律人才支撑三个方面的工作。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以山东临沂部分社区为例

在城乡二元差异性发展背景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村改居"农村建设日益规范化、标准化。但是"村改居"社区一般是由多个村庄整合而成,因此在从"村"到"社区"的转换过程中,社区治理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和难题。本文通过研究山东省临沂市L街道及该街道管辖下的8个"村改居"社区建成至今的发展及治理等状况,从中发现其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混乱、社区自治性差等,并结合现实情况分析问题产生的三个原因,最后从居民、社区、政府和社会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治理对策建议,以期破解当前"村改居"社区存在的社区治理难题,提升社区的治理效率与水平。     

提升社区自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探讨

社区是人们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基层社区"善治"的关键.分析影响社区自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因素,可发现其主要表现为社区治理工作涣散、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管理活动弱化及自治场地设施尚未健全等诸多方面.为此,要加强党对社区工作的领导、采取多样化的组织动员管理路径、多措并举筹集社区各类项目活动资金、...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20个城市1089个社区的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清晰识别其核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精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至关重要。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深入揭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双重维度构成,即以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为代表的主体因素和以社区治理资源投入为代表的条件因素。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双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可以发现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网络结构显现多层次互动特点,其中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是基层党政对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因此,应进一步夯实基层党政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加大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等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有效统筹整合基层党政之外其他多方主体的治理功能,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泛关注.开展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构建新的农村治理方式；有利于促进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也有利于重新构建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可从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社区文化建设意识；积极促使社工介入；建立城乡社区文化资源整合机制；发掘和培养农村乡土艺术家等几个方面入手.     

新疆哈密市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热点领域,是我国近年来社区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区治理"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疆哈密市在创新和加强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积极探索建立在政府和社区互动基础上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治理模式,为推进哈密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哈密市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健全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 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以克拉玛依区社区建设为例

区域化党建已成为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领域。克拉玛依区基层党组织在以"区域化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以共驻共建工作为依托,按照社区网格化管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整合社区内各类组织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丰富"一管三带一联四满意"主题实践活动,深化"五百"工作机制,对实现基层治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村社区党的建设科学化探索

新农村社区替代村落成为农村基本社会单元,社会治理结构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由此给基层组织的设置和运行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农村社区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面临着新的课题。本文分析了农村社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制约因素,并探求通过基层组织设置的科学化、选人用人的科学化、工作模式的科学化等途径实现农村社区党的建设科学化。     

多元共治社区治理模式中皖江示范区农村社区治理探索——基于上海杨浦区社区治理的考察

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与管理的不断完善,农村社区日益取代行政村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体和基本单元。为推动示范区健康快速发展,不断提升示范区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上海市杨浦区尝试建立现代社区治理模式,以社区多元共治为理论基础,探索了政府购买、居民参与等治理手段与方式。对上海市杨浦区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多维考察,有助于皖江示范区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北京农村社区类型与社区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创新,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大胆实践。目前,北京农村社区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农业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迁移型社区和现代型社区。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行为动机、参与效果和结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开展乡村治理、推进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社区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营造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居民社区融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太原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城乡社区治理是打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太原市在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坚持党建引领、实施网格化治理、创新工作方法,社区治理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行政化倾向明显、治理机制运行不畅、居民参与度不高、智能化水平不高等问题。针对问题,课题组初步提出构建具有太原特色的社区治理现代化模式,以期对今后的社区治理实践有所指导。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的农村居民在物质需求不断的被满足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上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和迫切。各级政府虽然也相继制定出一系列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扶持政策,但效果有限。因此,本文在传统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基础上,从社会工作者介入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为视角,论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探索出新时期下我国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民间组织化权威视角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审思

农村社区基层各方利益博弈日趋复杂化,农村社区基层治理权威不断分化,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治理困境。政治权威日渐消解。必须改造传统农村政治结构与权威形态,保持政治权威的正功能和向心力,使农村政治权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农村社区基层社会治理方能步入良性循环。     

农村社区认同及重构

所谓社区认同就是对社区共有价值的认可、赞同和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认同发生了急剧变迁,腾尼斯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社区正处于解体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快速的城市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所谓的现代性"下乡",以及国家自身在基层的治理转型,都对农村社区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成为安定有序和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当前看来,农村社区认同重构成为其中的关键。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换路径及发展趋向

政府介入、组织创新与居民集体行动是影响社区治理结构的内在变量。在这三重变量交互影响下,社区治理经历了动员式治理、嵌入式治理和内生式治理的结构性转换。动员式治理阶段,单位制影响式微,居委会普遍成立,政府采取科层式介入的方式与之建立起一种异化的委托代理关系;居民自治意识淡薄,被动参与明显。嵌入式治理阶段,随着"三社"联动在全国的推开,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引导下,跟随项目嵌入社区;居民参与具有选择性,仍然没有自主行动起来。内生式治理阶段,政府创新介入方式,注重挖掘社区内部基因,其鼓励居民自主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种在地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未来社区治理应该走向一种治理主体互勾互连、治理方式深度融合、治理单元多种多样和治理秩序有条不紊的共同体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