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绿洲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分析

建立新疆绿洲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2000～2010年新疆绿洲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水平和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协调模型,测度两者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而分析两者的协调关系。分析结果显示：新疆绿洲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水平缓慢下降,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水平不断上升;两者的协调关系从中级协调-优质协调-中级协调,协调发展度表明两者的协调处于相对低层次的协调。     

基于耦合模型的区域经济—旅游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新疆14个地州市为例

新西部大开发提出将旅游业打造为区域重要支柱产业,新疆党委政府已提出旅游兴疆战略,旅游业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复苏力。生态环境是旅游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能否走全域旅游发展模式的重要载体。新疆走全域旅游发展之路,必须处理好经济、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2008—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旅游、经济、环境方面的面板数据,选取区域经济、旅游业、生态环境3大子系统20个评价指标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区域经济—旅游业—生态环境三个系统的协调度进行定量测算。测算结果表明,新疆14个地州市的旅游业、区域经济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出增长态势,耦合协调类型大致经历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转变,而且旅游业、区域经济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变化特征稳定。2017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其余各地州市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阶段。     

新疆农业系统协调发展测评

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研究农业协调发展所采用的指标体系,结合当下新疆农业的发展状态,把新疆农业系统分为农业生态子系统、农业经济子系统、农业社会子系统,建立了22个关于新疆农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通过农业系统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了2006~2012年之间新疆农业发展的协调度,并进行了适当的等级划分。结果显示:除了农业社会子系统协调度呈现持续上升状态外,农业经济子系统、农业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度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而新疆农业系统整体协调度低,长期处于弱度协调及其以下的状态,其协调度主要受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协同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的耦合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11—2020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两系统分别进行测度，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泰尔指数、收敛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与收敛程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年度均值已跃迁到高度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其差异主要来自地区内差异；各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有收敛趋势，落后城市表现出追赶效应。因此，应在深刻认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创新跨区域合作机制等方式，同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实现协同发展。     

新疆哈密市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热点领域,是我国近年来社区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区治理"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疆哈密市在创新和加强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积极探索建立在政府和社区互动基础上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治理模式,为推进哈密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哈密市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疆城乡商贸物流融合水平测度与融合路径设计

城乡商贸与城乡物流融合发展有助于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本文分别构建了城乡商贸与城乡物流融合水平测度模型、路径分析模型,以测度融合水平、设计融合路径。研究表明:新疆城乡商贸和城乡物流子系统有序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复合系统融合度存在"协调-不协调"交替的特征;新疆城乡商贸与城乡物流总体上处于初级融合阶段,需要解决业务一体、空间集聚问题;乌鲁木齐市城乡商贸与城乡物流处于"业务分离、空间集聚"的中级融合阶段,需要通过"融合-分散型"→"融合-集聚型"的融合发展路径解决业务融合问题,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商贸企业扩大物流业务外包、培育城乡商贸物流龙头企业、深入推进共同配送项目等方面。     

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通过构建包含20项指标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疆2012—2021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逐渐由实体经济主导型转为数字经济主导型;数字环境、数字基础和商贸业是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技术市场成交额、原保险保费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水果产量是短板指标。为了促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建议应从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商贸服务能力建设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加快沿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对促进兴边富民、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二者耦合协调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者耦合协调等级进入中级协调阶段，但乡村振兴滞后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金融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对推进沿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范围涵盖了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经济、文化、建设等不同领域,多层次多角度构建了一整套和谐统一,协调互促的中国特色模式的体制机制,为了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深入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进一步多视角实证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出更可行的实现路径,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进程。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转型发展研究

作为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城市治理手段、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下进行的,在推进路径上注重发挥试点城市的典型示范作用。总体上看,智慧城市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础领域建设薄弱、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信息资源整合困难、资金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以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应构建统筹规范、协调有力的推进机制;加强基础领域建设,完善智慧化支撑体系;创新城市治理模式,突出民生服务应用;大力发展智慧产业,加速经济转型升级。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水平的提升策略——基于重大公共危机应急处置视角

网络舆情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下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面镜子,也成为评价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重大公共危机往往处于特殊时期,地方政府舆情应急处置水平至关重要,集中体现在网络舆情治理策略上。当前,中国处于重大公共危机频发高发阶段,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第一线”,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指导思想、治理原则、应对策略、处置手段和实现目标等,构成了一个治理链条。因此,加强对这一链接组成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成为当务之急。     

“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维护新疆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加强新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有利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有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增强基层社会自治能力,对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疆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没有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转换;二是基层社会治理片面化;三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治理主体缺失;四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畅,效果不佳。要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承认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动形成社会治理主体平等关系;有机地把国家、社会、公民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维护新疆社会和谐稳定。     

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与运行框架的建构，分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机理，归纳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更新价值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构建一体化运行体制、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完善资源保障等。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建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原因和治理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农业面源污染、生产生活垃圾废弃物污染、农村工业污染和城市垃圾转移污染等导致农村水质恶化、空气质量变差、土壤肥力降低、农产品品质下降等严重后果。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必须形成多中心治理格局;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实施规范化养殖;加快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尽快建立农村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把农村环境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杭州市的多案例分析

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不仅衡量着一座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而且彰显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备受"垃圾围城"困扰的我国城市更是迫在眉睫的严峻课题。杭州市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家再生资源企业在废弃物回收和治理模式方面的异同显示:一方面,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废弃物处理链条后端的适当撬动可以为整条处置链上市场机制的启动和社会主体的参与创造条件,从而大大提高废弃物治理的市场化水平;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为废弃物回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使参与者有了更好的平台,同时也为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机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中国特色城市环境治理的道路特质

中国特色城市环境治理根源于中国特色的客观情境。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使命驱动下,在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资源巨大压力并存、多种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叠加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特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主体,党政共同负责与"治理联盟"的政策执行系统,政治、财政、道德三重激励机制以及地方人大、政协监督和中央环保督察的约束机制,大大消解了城市环境治理的模糊性、冲突性和"象征主义"。尽管这种多层复合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但这种模式已取得的初步成效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城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借鉴。     

从常态化疫情防控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以湖北省黄梅县为例

<正>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城乡社区处在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是群防群治的最前沿。社区治则居民安,社区控则城市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湖北省黄梅县各基层社区进一步完善组织体系、健全治理机制、提高治理能力,切实筑牢社区防控坚强堡垒,守好第一道防线,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     

一种必要的社会治理能力

<正>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作为执政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思考结论,概念微变背后展示的是单向度管理变为多向度交集共治的新政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多维复合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文化治理是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功能。一定意义上,核心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