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

过去两周的舆情再度考验民意与决策的关系。继2007年的厦门之后,尔后辽宁、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先后因环保问题引发群体性抗议,随后均以戛然而止告终,只是至今余悸盘桓。此类事件原因有二,一是民意沟通不畅,官民间缺乏决策信任感;二是利益分配不均,官民未结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政府首先就没有把民意真正纳入决策变量,就很难苛责民众没有把政府的处境与思路纳入考虑范围。对于一个收益与风险并存的项目,如果收益红利     

脆弱的利益

变革时代从来就不乏各种悖论,当下就有典型的一个例子。当社会群体之间、官民之间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双方都会公开宣称不带有任何的政治含义,而只归结为利益问题,但现实的发展却往往走向了政治性的后果。相对弱势的一方所以强调利益而不突出政治,是为了自己的表达权能够获得体制性的认可,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树立为体制的对立面。并且,一般来说,相对弱势的一方走上"依法抗争"     

中国走出3G迷途

越是临近政府决策出台之时,各种或暧昧或直露的声音就此起彼伏、甚嚣尘上。如果不擦亮眼睛,认清迷途上的利益陷阱,未来又将背负沉重的包袱。     

疏导涌动的民意

没有网络,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民意,但有了网络之后,民意的表达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渠道。人们从网络对诸多事件的参与追问及其浩大声势中,分明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涌起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对民意的产生与影响,有着另外的观察思考。正如政府的意志并不必然是真理一样,民意也有它的盲目性,有着不可尽信的一面。民意具有情绪性,有时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诉求的增多而产生出来的巨大冲力,在一定时间内如突然进发,非常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一个国家陷入政治不稳定。因此,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中国日前的国家资源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吸收和利用民意实现政府善治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成为2005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     

人民需要怎样救助?——任剑涛谈中国灾难救助困境

在灾难救治和重建中,中国社会上演的是道德剧,而不是社会协调的行动剧,民众与政府双方部陷入了短期的利益博弈中。如果没有对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认真考虑和讨论,下次灾难来临．一切就仍会重演。     

周其仁:给农民财产一个合法表达

流转对官民关系、政府的权力边界有更高的要求,确权这个地基要真正打得非常稳固。如果不以确权为前提和基础,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那么这个流转的主体就不可能是农民,而很可能是其他权力主体,从而使土地流转成为其他权力主体侵犯农民财产权利的又一轮机会。     

人·声

廿三条立法是政府的事。——香港前保安局长、候任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强调,如果港府日后再推出当初引起民意巨大反弹的《国家安全法》(俗称23条)草案,她会根据民意来审议。     

英国选举制度与代议制民主的效能分析——以民意代表性和统治有效性为视角

代议制民主具有两种基本的效能:一是民意代表性,二是统治的有效性。英国的选举制度增强了政府的稳定性和统治的有效性,却减少了民意代表性,基本上保证了获胜的政党对主要反对党拥有较大的优势。政治家们在追求政府稳定性和统治有效性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损害民意代表性。     

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若干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外一些政党的教训昭示我们,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党兴衰成败的关键.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树立正确的"爱民"观和利益观,建立科学的利益决策机制、灵敏高效的民意反应机制、和谐的利益协调机制、有力的利益监督机制.     

暴力是从哪里来的?

形成暴力思维和行为模式,对谁都没好处。它只能是一种公共灾难。杜绝暴力,避免它继续蔓延,应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共识。作为药方,一个社会理性、妥协、对话思维的培育,尤其是用制度化、法律化、常态化的利益协商来约束官民博弈,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