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兼评两高对《刑法》“复制发行”的两次司法解释

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与日常口语中的“发行”在含义上存在较大区别。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不限于“第一次发行”或“总发行”，但它必须以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的方式进行。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以日常口语中的“发行”代替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将“通过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错误地“视为”《刑法》第217条中的“复制发行”，同时错误地将“复制发行”解释为“复制或发行”，不仅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还导致了《刑法》第217条与第218条之间的冲突。     

“骷髅头”将上“中华”烟盒

据报道，上海禁烟再出新政：有关方面已和上海烟草生产企业协调，明确到2009年，在“中华”、“红双喜”等所有沪产香烟品牌上增加禁烟的警示内容，将在香烟壳的一面辟出大幅面积作为警示区域。届时，“腐烂的肺部”、“骷髅的头像”、“漆黑的牙齿”这些国际惯用的禁烟警示图标将可能出现在沪产香烟盒上。     

城镇化：法治必须先行

“点灯靠油，耕地靠牛。”——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村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真实、形象的写照。而“城镇化”——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吹响的号角，将使以户为单位的耕作成为历史，从而搬掉横亘在农业集约化生产面前的“顽石”；也将使数亿农民甩掉裤脚上的泥土，走进“楼上楼下”，过上“电灯电话”的生活。     

“借腹生子”舍“义”取”生”的另类范式

一女大学生在被“借腹生子”，因无法割断对儿子的思念，将“委托方”告上法庭索要抚养权。     

论“初始兴趣混淆”的法律规制

就“初始兴趣混淆”的性质而言，其与传统的“售中混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止商标识别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商标法的规制范围。而在“初始兴趣混淆”的认定问题上，商标法也无需为此单独创设有别于传统混淆理论的评判规则，只要法律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基点妥适协调商标权人与竞争厂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初始兴趣混淆”理论将会对商标的识别功能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     

挪用资金罪中“挪而未用”的认定

挪用资金罪中“挪而未用”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给予充分明确，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理论界、实务界对该罪的诸多问题都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应当在为“用”而“挪”的立场基础上，将“挪”作为客观要件内容，将“用”作为主观要件内容，从而对“挪而未用”行为进行正确认识。     

依法执政与宪法序言中的“党的领导”制度化

现行中国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我们也常常简称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需要制度化，因为作为基本原则的党的领导需要具体化，重大领导行为需要制度化。制度化中，又包括对部分重要执政行为法制化。序言中的“党的领导”是原则性规定，不是具体的操作，依法执政的提出客观上要求将“党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在制度建设中，需要将理念上的“党的领导”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依法执政”，需要借助于宪政理论，加强对“领导权”与“执政权”及其相互转化的研究。此外，需要强化对执政行为的研究。在法治建设领域，需要构建执政权、执政行为的法律理论，通过制定《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规范执政行为，促进执政行为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     

武汉海选“布衣参事”

“我今年46岁，却是第一次参加面试!真是想不到，我们‘草根’也有了给市长当高参的机会!”在武汉市政府首度海选“布衣参事”的面试考场上，城管队员陈勇激动得语音都略显颤抖。将自己的人生界定在大街上的陈勇说：“我天天工作在马路上，与基层的民众打交道，我能够将这些最基层的声音带上来!”     

博康智能交通、公安视频应用解决方案助推智慧贵阳建设

在建设“智慧贵阳”过程中，智能交通、“天网工程”建设将助推智慧贵阳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终结“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蔓延中国

曾经有这样一个比喻：那些涉嫌犯罪而被羁押的人，其权利状况构成人权“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去年以来一，发生在监所的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向我们展示出被羁押者极度令人堪忧的权利生态，也将现行羁押制度推至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如何从个案中汇聚制度嬗变的力量，为这块短板的生长提供“微动力”，成为中国法治道路上的一道“必答题”。     

中国历史上的人妖

“人妖”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苟况所著的《苟子·天论》一书：“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袄（妖）。”可见“人妖”一词的原意是指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后来人们才将那些女扮男装、男扮女装，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了严重变态的人叫做“人妖”或者“妖人”。     

简析“南海问题”的成因

随着“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国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当下网络上，尤其是对其成因的分析众说纷纭。“南海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三大方面给以归纳和分析，加深对“南海问题”的理解。     

正视“党的利益”

“党的利益”是本来就存在的词，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将“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联在一起使用，“党的利益”问题被忽视，似乎这种利益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独立的存在。这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求解“非正常死亡”

曾经有这样一个比喻：那些涉嫌犯罪而被羁押的人，其权利状况构成人权“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去年以来，发生在监所的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向我们展示出被羁押者极度令人担忧的权利生态，也将现行羁押制度推至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如何从个案中汇聚制度嬗变的力量，为这块短板的生长提供“微动力”，成为中国法治道路上的一道“必答题”。     

规范劳动者维权行动的制度选择

重庆市计程车停运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劳动者“自下而上”自发维权行动的担忧，尤其是“停运”组织者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后，“自上而下”的维权方式作为一种矫正机制日益发展，并形成上帮下、上促下、上管下、上代下等诸多形式。事实上，当前的“自下而上”形式与“自上而下”形式，都是基于“个人一政府”两元社会结构的思考，这种类似的路径选择，会导向类似的结果。只有将社会团体置于第三法域的思维中，才可能得到合理的梳理。     

谁催生了“钓鱼式维权”

在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务工人员，专挑违规用工企业的“刺”，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近年来相继将13家企业告上法庭，并且几乎每告必赢，由此被称为“维权狂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四大名著的名称不应作为商标注册使用

最近，日本公司将我国四大名著的名称在游戏等产品和服务上申请商标注册，引起了国人广泛的注意。如日本巨摩公司在游戏产品上向国家商标局申请“西游记”“三国志”“水浒传”和“三国志麻将”商标；日本久诚公司申请“快乐西游”商标；日本光荣公司申请“三国志战记”“三国志驰骋沙场”“三国志网络”等大量含有中国四大名著名称的商标。有关四大名著的名称能否注册为商标使用引发了讨论，笔者认为，四大名著的名称不应作为商标注册使用。     

诈骗两百余万元 “保险员”被判18年

因福利彩票上印刷的“金种子酒”、“种子酒”等广告中，未经演员张铁林的许可使用了其“皇阿玛”形象的照片，曾为多家公司担任产品代言人的演员张铁林“龙颜大怒”，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告上法院，并索赔150万。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被告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张铁林经济损失40万元。     

百余城市的“低碳经”

在2011年度的全国“两会”上，一股强劲的“低碳风”再度刮起——据统计，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提交的与“低碳”有关的议案、提案，与去年一样约占总量的10％左右，多位政协委员还提交了“推进建筑节能”的相关提案，建议将发展符合“低碳”要求的节能建筑纳入“十二五”规划；     

观点

“建言献策”应改为“建言谋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8月29日召开的广东省政协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将“建言献策”一词改成“建言谋策”，“谋”为共同“策划”、“商量”的意思。这样显然会更加准确、合理。在超过半个小时的讲话中，汪洋均用了“建言谋策”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