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威慑力的犯罪学分析

死刑对遏止严重犯罪最具威慑力,一向是国家保留死刑的最主要根据。事实上,无论是死刑立法还是死刑执行,都不可能产生人们所预期的特殊威慑效果。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惯常于从一般法理角度或从人权原理出发去进行应然性探讨,难免思辨有余而说服力不足。立足于对现有实证研究结论的正确解读和基于人性立场去伪存真地辨析,不仅有助于终结在死刑存在根据上的简单重复和无谓争辩,而且也有助于认清无论是死刑的废除还是保留皆具有其合理性的实质,从而明确国家在推进社会文明语境下控制死刑应该努力的基本方向。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困局与破解

在死刑案件中确立独立的高干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具有合理性,也是不可行的.在证明标准相关领域内,当前可主要采取以下替代措施实现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欲达到的目的:提高并确立独立的量刑情节证明标准;增加合议庭人数,定罪时仍适用简单多数原则,适用死刑时适用全体一致原则;建立消极的法定证据制度;改变法官对死刑的心态.     

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解析

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及死刑程序的完善,我国台湾地区逐步废除死刑的政策渐趋明朗。但被害人家属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地区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死刑存废和"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互相论难。台湾当局除在两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正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到达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款之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且能够判处死刑。然而死刑案件由于其特殊性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生于死,则应该确立更为严格科学的证明标准从而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准确处理,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显然是有待完善的。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到达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款之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且能够判处死刑。然而死刑案件由于其特殊性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生于死,则应该确立更为严格科学的证明标准从而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准确处理,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显然是有待完善的。     

浅析死刑证据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新出台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针对这一契机本文旨在对死刑证据的审查判断进行深入阐述和理解,对其中的未完善部分进行探讨和研究。     

浅析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刑事证明标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对比分析,提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科学表述方式,即现阶段我国应明确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并且在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和情节应采用这一标准最严格的级别"确定无疑",以保障人权,真正落实"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论死刑核准权的监督

死刑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多杀、少杀,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我国刑法死刑罪名过多、刑罚结构偏重是历史通病,根据国情适应民意削减死刑是今后刑法修改的当然选择。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检讨--以高攀死刑案为范例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加以区分,因而没有反映出对死刑案件应有的慎重,且这一证明标准是仅就控方单方面的证明而言的,没有反映出辩方举证和辩解在证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排除合理怀疑”,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确定无疑”。     

死刑案件中证据审查与采信的反思

刑事诉讼中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也就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犯罪构成的事实和量刑轻重的事实,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为此,应确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并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于防止死刑案件中的误判误杀,坚持“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准——“丁汉忠案”的文本梳理和法理审视

目前我国有关故意杀人罪中死刑裁量因素的审查难有真切、统一的基准,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刑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较为草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趣旨未得到充分领会;各量刑因素的作用莫衷一是、标准不一,“估堆”量刑的困境萦绕其间,因而须探索故意杀人罪中相对合理的死刑裁量基准。具体而言,须区分各量刑因素的轻重、位阶,建构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死刑裁量基准。至于是否入围死刑圈主要是仰仗责任刑阶段的判断。若责任刑阶段均是从严因素,基本会入围死刑圈的审查。死刑圈内的三种准刑种如何抉择,取决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在预防刑阶段若均是从宽因素,一般死缓的判决即可满足要求;若从宽因素和从严因素交错,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基本可满足要求;若只有从严因素,则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     

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不能机械适用，应当区分待证事实的性质。对于指控的犯罪成立或者罪重的事实，应当严格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和无罪、罪轻事实，可以自由证明。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时，要格外慎重，严格把握量刑证据，从而达到少杀慎杀的目的。     

推动废除死刑:刑法学者的责任

刑法学者在推动废除死刑运动中 ,主要承担三项责任 :一是引导民意 ,让废除死刑的社会意识成为主流社会意识 ;二是启蒙政治 ,通过学者的工作给政治家以启迪 ;三是改造文化 ,让人道主义精神为内核的民族文化成为最终废除死刑的决定性力量     

经济犯罪死刑立法的多维解析

经济犯罪的概念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具有评价功能,而后者对前者具有载体功能。这一命题使得经济犯罪死刑立法的分析更具明确性。经济犯罪死刑立法的本质问题是刑法的政治性过度侵蚀刑法的道德性。经济刑法过度政治化的约束条件主要有4个,即工具主义刑法观、民主性不足的立法程序、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情感、法典主义的立法技术。随着这4个因素的先后变化,预计经济犯罪的死刑立法将很快得到改观。     

死刑威慑力的犯罪学分析

Death penalty is the most effective deterrence to grave crimes, which has been the key basis for the State to retain death penalty. In fact, either in legislation or in execution, death penalty can not produce the special deterrent effect as expected. With respect to this issue, people tend to conduct normative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legal principles or the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which is more speculative than convincing. Correct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positive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human nature which sifts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will not only help end the simple, repetitive and meaningless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death penalty, but also help understand the rational nature of both the elimin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death penalty, so as to define the basic direction towards which the Stat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controlling death penalty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social civilization. Zhang Yuanhuang is a professor of law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doctoral tuto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Policy. He has been to Paris II University as a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He is 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ese Criminological Society and a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al Law.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Basic Issues of Modern Criminology (China Procuratorial Press, 1998),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Law Press, 2^nd ed. 2008), Crimin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and he has more than 70 articles published in law academic journals.     

浅议死刑存废及死刑改革观

死刑到底有没有存在和适用的价值,废除死刑一方和存置死刑一方各自提出理由进行论证,这些理由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死刑问题的基础.本文试从死刑概论、死刑存废之争和我的死刑改革观三部分入手,分析研究死刑问题,从而提出自己关于死刑的看法,以期对死刑问题的研究有所发展.     

从俄罗斯死刑废止看我国死刑制度的发展方向

＂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保留还是废除,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死刑的存废有待实践的论证。本文指出对整个俄罗斯死刑废止的原因、历程进行分析,能够引起我们的反思,启发我们对我国死刑制度发展方向的新思考。     

我国死刑存废及走向的法律深思

本文从死刑的基本法学理论作为出发点,对我国的死刑制度做一定的深思,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条件,提出死刑在现阶段仍将存在的几点理由,同时也肯定的死刑必将走向取消的前景推测.     

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与废除死刑的前景

死刑,又被称为极刑,因为它是现存的法律体制中最为严酷的刑罚。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还是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对待死刑的态度上都十分慎重,从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死刑政策都在朝着废除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方向努力。本文通过对给死刑现状的大致介绍,阐明了对死刑的态度。     

论死刑的正确适用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具有不可挽回性。本文从对死刑的历史渊源谈起,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展开理论分析,探讨了死刑的价值、作用及其局限性,对我国现行死刑政策进行简要评析并提出了几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