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框架下村级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实践为例

本文是笔者借助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这个样本来讨论当前农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及有效路径。文章分析当前村级治理的突出问题是精英决策、民意不足,提出了协商民主模式是村级治理的全新选择,认为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是协商民主机制创新的一个平台。通过剖析村级民主恳谈案例和流程,并从社会整合功能和制度绩效两个层面考察,肯定村级民主恳谈对完善村级治理具有相当价值和正面意义。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民主化村级治理与村庄善治

村民自治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弱化的村庄公共性是民主化村级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加强集体经济基础、回应群众迫切需求、动员群众参与等方面重塑村庄公共性是完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建立在村庄熟人社会、集体经济、中农群体治理结构等基础上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现村庄善治的有效途径。     

加强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应用

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运用起着指挥棒的作用。把村级治理评价结果与设立和制定村级薪酬体系、完善村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有针对性地教育培训等方面结合起来,完善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加强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应用。设立和健全村级治理中的村级薪酬体系可以提升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可以作为奖惩依据,完善相关制度。完善村级治理中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可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创新工作思维,转变工作方式。加强村级治理教育培训工作要从领导能力、致富本领、工作方式方法、奉献精神方面入手。     

村级财政视野中的乡村民主治理变迁

村级财政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不同时期村级财政机制反映了国家对乡村民主治理的制度安排。税费时代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民主的实体化,然而由此而引发的村级财务锐减也进一步导致乡村民主治理实践难以有效维系。突破村级财政的硬约束,探寻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机制是推动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所在。     

南京农村村级治理制度建设调查

2000年以来,在政府强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南京市的农村社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村级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机制,国家、地方党委和政府、村级自治机构都为村级治理创制规范。其中,地方的党委政府制订的文件居多,村级治理作为政府职能的下延,行政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民主自治被弱化。合适的村级领导班子人选短缺,集体经济发展不够,也制约了村民民主自治的展开。为此,需要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村级治理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村级治理的目标是实现村庄的善治。村级治理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和各项事务的发展,有助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农村基层管理制度的转型。村级治理评价是村级治理的风向标和指挥棒。正确认识村级治理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提升村级治理水平。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实施机制与制度效应

全面推进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一项重大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变革。在梳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研究脉络和政策演进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政策经验分析了"一肩挑"制度的差异化实施机制。从政治领导能力、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四个维度分析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效应。全面推进村级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有助于增强党对农村社会的政治领导能力,而能否增强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则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村级治理民主监督机制的构建——试论“蕉岭模式”的草根式的权力平衡

作为村民自治主要内容之一的民主监督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有效运行的基础,现实运作过程中的民主监督缺乏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以致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蕉岭模式＂通过＂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强化村民的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一方面加强对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实现了民主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保障了村级治理的健康发展。借鉴这一模式,应从农民民主参与意愿和民主素质的增强,村规民约的完善以及具体监督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探索村级治理民主监督的有效机制。     

“法官进农村”: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以江苏省N市为例

村级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在农村基层的体现。现实中,村级治理结构单一、行政化色彩浓厚、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既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现程度,也阻碍了村级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如何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成为当下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N市"法官进农村"的做法,在提高村民法律素养、保障法律精英功能发挥、创新治理平台、构建多元协同网络等方面为村级治理法治化提供了诸多启示。从未来看,N市"法官进农村"的推进,需要在制度化、组织化、氛围塑造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

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乡村治理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对于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保证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的法律机制,通过合法途径将村级党组织的意志上升为村庄的公共意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为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     

村级治理行政化：实践样态、发生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皖南K村的田野调查

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转型中的明显趋势。通过对皖南K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资源下乡、制度下乡以及农村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下,村级治理行政化体现为村级治理主体的职业化、村级组织体系的科层化和村级治理事务的行政化等实践样态。村级治理行政化中存在空间挤压、关系失衡和主体缺位等内在困境,应通过迈向简约治理、形塑关键少数和再造期望主体等方式优化村级治理路径。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难点和对策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村级细织功能弱化、农民主体意识缺乏正确引导等因素，使得民主监督不力成为了新形势下完善基层治理的难点。在丰富的群众实践中，民主监事会的创立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     

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

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之要。应着重从引领的内在本质、现实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来理解如何引领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明确村级党组织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系，彰显其领导核心地位和初心使命，承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经验，不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助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不仅需要增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引领力、团结协同力和具体执行力，还需要形成常态化引领构建的保障机制，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疑难杂症。     

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方向是,一方面通过组织创新不断强化村民自治,另一方面下派干部推动国家对乡村的行政干预。但是治理的效果欠佳,其原因在于公共事务治理缺少有效的组织载体,在两种机制并存的格局下,现有村级组织既不能有效地完成行政工作,也不能有效地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公共事务不仅涉及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更要强调农村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公共事务治理是村庄社会存在的基础,目前,完善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剥离村级组织的行政职能,恢复村级组织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凸显公共事务治理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临海“乡贤+治理”模式为例

当前,治理资源不足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内生性不足的农村社会亟需引入优质治理资源并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浙江省临海市在镇——村级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三大平台,进行了四种协商的分类和提供四大机制的保障。乡贤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有一种外在性,这种外在性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和弊端所在。临海市"乡贤+治理"模式经验表明,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关于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使用带动村级民主的研究——基于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的思考

2008年成都市推行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实行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通过公共财政的投入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运作,实现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促进了村民生产生活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双重改善”。但在这种“双重改善”的背后却存在诸多阻碍,诸如资金使用透明度问题、民主管理决策机制问题、纵向科层组织与横行自治组织关系问题以及“人”的因素问题。思考并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真正实现民生与民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在农村民主管理中如何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基于对河南邓州“4＋2”工作法的考察

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农村民主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健全农民参与村级事务的参与机制是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河南邓州市围绕村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四议＂和＂两公示＂的工作方法。其主要经验在于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变单向的干部对群众的行政命令为双向互动,从而为破解村级治理中的农民参与困境提供了可能。该工作方法对搭建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平台、转变村民态度以达成共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该工作法理顺了村党支部、村＂两委＂会、村党员会议和村民会议的关系,维护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威,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大发展中国家，在妇女参与地方自治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有许多相似之处。过去的十多年里，两国都为此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两国妇女参与地方自治的实际情况并不如预期乐观。通过对中印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政策和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对中国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选派公职人员到村任职的探索

云南省凤庆县以村级党组织和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契机，选、派国家公职人员到村任职，拓宽了干部队伍培养渠道，激活了村级组织选人用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