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伦理符号与社会动员

精神伦理符号学旨在研究＂己者＂与＂他者＂之关系,以实现两者间对话,践行人之为＂符号活动动物＂之人文主义。雷锋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精神伦理符号,他是革命年代新型人格的代表,雷锋精神曾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革命人。当下后革命的和平年代,＂雷锋＂已成＂好人＂的能指,＂雷锋精神＂已成＂为人民服务＂的伦理符号。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需要法治,也需要道德,而＂雷锋＂就是当下中国经济得以运行的社会道德。作为传承雷锋精神的重要场域,高校应不断挖掘＂雷锋精神＂的伦理符号,推进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青年志愿者行动以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有效的组织管理、丰富的活动形式而成为高校学雷锋活动的重要载体。在新形势下,坚持以雷锋精神引领青年志愿服务行动,推进高校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这是青年志愿服务维度下＂雷锋精神＂伦理符号社会动员的时代指针。     

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政治伦理

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政治伦理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在现代社会当中,这二者共同营造着现代民主政治社会的合法性诉求。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意志和国家的统一,政治伦理构成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物质基础＂。     

“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

＂理一＂,道理是一个;＂分殊＂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我非常关心全球伦理问题,最近关心的一个重点是全球地域化。在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的情况下,有两个表面看起来相反的潮流：一个潮流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另一个潮流是在地化（Localization）。事实上相反而相成,所以英文字就造了一个新的字,叫＂Glocalization＂（全球地域化）。＂理一分殊＂发展到今天,跟全球地域化问题发生交接。所以我今天讲＂理一分殊＂发展的四个阶段。     

王阳明“知行合一”本体论解读

＂心即理＂是王阳明的＂立言宗旨＂,是他知行合一论的基础,知、行之所以能合一者,乃在于本体之心。王阳明认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通过致良知,人将领悟真正的存在,这是本体论层次上所理解的知行本体。＂知行合一＂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品格,在成就自我的同时肩负社会教化、教育的责任,是君子品性的自然显现。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完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到两个基本关系的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传统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只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缺乏伦理基础。因此,本文认为,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应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调整范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伦理探析

执政伦理是政党对国家权力运用的伦理基础,它对于提升政党的合法性、正当性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建立＂科学＂的执政决策机制,通过加强执政主体的＂信念＂教育来保障执政制度的良好运行。在这些执政内涵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人＂,即所有实践的目的都应指向＂人＂,为了所有的＂人＂应当是执政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正是这些执政理论的实践者。     

试论生态伦理——价值观

突破传统＂人际伦理学＂的藩篱,使＂环境问题＂合理地进入到＂伦理问题＂之领域,是构建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前提。要使这一基本前提得以成立,必须重新反思环境与伦理关系的传统范式,探寻环境与伦理关系的新路径。本文在梳理环境—伦理关系的＂人类学范式＂和＂生态学范式＂的基础上,提出环境与伦理的＂一体性价值观＂,以期为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前提奠基提供参照。     

从“善”的字形演变看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特征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具有明显的伦理特征。一般认为,其伦理内涵可以概括为＂家国同构＂——即家庭本位,由家而国,家是国的支撑;重视家庭,由纲常伦理具体化为法的基本内容。以＂善＂这一伦理核心概念的字形演变为视角,在阐发＂善＂内涵的同时,可以对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特征进行深一层次地解读。     

生态伦理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

生态伦理是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传统伦理的一种颠覆,但从工业社会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来看,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的本质特征。欲望的正当化及欲望本身是现代精神的根本质素,生态伦理是欲望正当化之后的反思现代性,但从根本上仍然具有现代性。因而,生态伦理本质上仍然是人的伦理,除人之外的自然物也不可能拥有权利。也就是说,生态伦理在工业社会背景下必然面临内在的社会机制性冲突。     

“非典”小说中的公共健康伦理诉求

＂非典＂小说揭示了2003年＂非典＂蔓延前后我国存在的公共健康危机,如某些部门和地方的不当＂维稳＂延滞了大众知情权,某些医疗部门和团体的经济利益观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健康道德观念的侵扰。公共健康伦理可以从政府和社会的伦理责任、公共健康专业人士的职业伦理和公众的公共健康伦理意识和价值观三个层面进行反思。正因为有了疾病,人类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才有可能团结一致、共同探讨和战胜疾病,从而突显出公共健康伦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责任竞争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该文论述了随着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理念的日渐深广,企业责任竞争力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的理由：企业社会责任奠定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企业责任竞争力是提升企业＂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企业责任竞争力是关系竞争时代的制胜法宝。     

“士志于道”与屈原蹈死

寻绎屈原一生之行事,把屈原放在春秋战国之际士人阶层的崛起及其＂士志于道＂这一＂志道＂固持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士志于道＂的时代精神也显现于屈原身上。屈原一生所＂志＂之＂道＂是＂美＂之＂政＂的实现。对屈原而言,个人价值的实现体现于社会价值之中。是故,当屈原上不能实现＂美＂之＂政＂,下不能退守,而以＂道＂自任又不能使之＂独立不迁＂的个体价值固持放弃时,其结果只能是走向蹈死。     

论网络伦理的道德基础

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伦理是关于道德的理论，伦理的道德基础是建立在我们现实社会之上，而网络伦理的道德基础是建立在网络社会之上。如何理解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与我们现实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网络社会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伦理是现实社会中的既有伦理还是一种与现实社会既有伦理迥异的新的伦理。     

克隆技术对生命伦理的冲击

克隆技术的发展动摇了人类现有的社会伦理基础,支持者和反对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伦理能否战胜科学,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怨天尤人：新农村建设中应克服的一种文化心理

＂怨天尤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农村,＂怨天尤人＂思想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这种表现不仅反映在农民身上,也在农村事务的管理者身上有突出的表现。＂怨天尤人＂是当代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妨碍着农村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通过法治环境的建立,努力克服农民这一心理。     

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与农民“抵制”心态

当自身生存伦理受到威胁时,对组织与政府行为抵制乃至反叛成为农民的本能反应。中央苏区时期革命动员过程中边界的＂赤白对立＂与＂逃跑＂、＂反水＂等抵制现象的发生,并不意谓农民对革命本身的全然拒斥,而实在于个别地区的农民因政府动员方式不当与动员过于频繁而导致的挫折感以及由此作用下产生的避＂害＂趋利心理的本能反应。这一抵制现象表明,农民的生存伦理安全是革命动员的基线,并一定程度地折射出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     

简论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是思辨的学说,＂觉解＂和＂意义＂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以＂理＂为核心的共相说是其形而上学理论基础。这种人生境界说将人生境界划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强调要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就要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它突出理性、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突出公利、强调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等观点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它仍存在一些偏颇。     

家庭人伦应“以爱为其规定”

家庭人伦应“以爱为其规定”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家庭伦理关系是整个社会伦理关系的缩影，又是它的基础。在中国，血缘宗法观念有着特别深厚的基础，这使家庭伦理关系比西方有着更不寻常的意义。“家国同构”．中国古代社会就是通过家庭伦理关系的稳定来实现其政治的稳定。...     

《道德经》之道与伦理秩序

《道德经》之＂道＂,从伦理秩序的维度而言,是《道德经》理想社会中的合理的秩序,其以精神性的形式内渗于《道德经》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之中,本质上是包含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自由意志秩序＂。在《道德经》看来,要使＂道＂这种形而上的秩序落实为现实生活的秩序,不仅在于人们对＂道＂中所蕴含的秩序精神的自觉体悟与主观表达,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活动的自觉践履。《道德经》以＂道＂为核心的伦理秩序思想,为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建设树立了一个价值愿景,对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也有着独到的启示意义。     

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实践的伦理追问是指导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他者所指为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据此有两个面向:一是需要考虑他者的需求,从伦理角度考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省思复杂社会治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蕴;二是确证社会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的他者地位,承认他者的存在,与他者合作共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为他者负责。社会治理他者伦理的基础在于社会诚信,实现目标是社会公正,具体涉及社会治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商谈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发展伦理。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提供一种学科交叉的视角,实践层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