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相异及衔接

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并且存在较多衔接关系 ,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正确识别之必要。它们的相异主要表现在 :性质、目的、范围、证明对象、调查取证的阶段等方面。二者的衔接主要表现在 :行政诉讼的一部分证据来源于行政证据 ,二者都具有证据的基本属性、种类划分基本相同。区分行政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 ,不仅适应了法治行政的潮流 ,而且有助于树立现代法治和正当程序观念 ,促进行政程序价值的实现     

行政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

行政证据制度的建构及完善对于规制行政权的正当行使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当前的行政法学领域，行政证据制度仍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处女地。作者以证明标准的视角对行政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从二者的异同之处去探索保持二者衔接性和一致性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建构行政证据制度提供些许理论上的参考。     

试论治安案件证据的若干基本问题

治安案件证据是指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调查、收集和当事人提交的用于证明治安案件事实的材料.治安案件的证据是行政证据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点,既是行政程序证据又是行政诉讼证据.治安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具有灵活性、多元性,证明标准和案件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成比例.治安案件的调查取证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应当在调查取证模式上与刑事案件有所区别,并逐步与其他行政案件的调查取证模式相接轨.     

浅析我国行政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理论界所提及的比较少，一般在私法中提到的比较多，如民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等等，而在诸如行政法的公法当中，尤其是在程序法当中，证据的标准也都是借用民法中的证据标准来加以适用的。文章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概念、来源、种类等加以分析，通过传统的民事诉讼法证明未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出行政程序中所应该或者实际上正在适用的证明标准。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的法律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凿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真相 ,正确适用法律。然而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现象 ,使得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由于行政管理活动与司法活动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所区别 ,二者的证明标准就应当有所不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 ,结合现代社会对行政的要求 ,法院的司法程序对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的审理应有一个选择。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论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行政证据在诸多方面不同于刑事证据,但由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行政证据有时需要转化为刑事证据。法律对于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有一定的规定,但在转化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如衔接不到位的问题,因而需要在立法司法规制方面加以完善,才能使行政证据顺利地、有效地转化为刑事证据。     

相反证据与反驳证据的采信规则刍议

本证与反证均针对同一待证事实，但却具有相反的证明作用。相反证据和反驳证据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直接指向上的差异。相反证据与反驳证据存在诸多差异及重要的易于被忽略的联系。反驳证据因是针对证据本身瑕疵而达到否定对方主张事实的目的，所以反驳证据不同于一般证据，具有特殊的证明力。     

行政优势证据的认定与证明标准

“压线行驶”“违法鸣笛”“违章掉头”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受制于违章行为的瞬时性,监控数量和技术的滞后性,行政主体只有执法人员的个人陈述,形成双方“一对一”证据的尴尬局面.法院率先以行政优势证据出发,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拿捏比例原则,权衡行政主体的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建立一套单独的行政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行政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程度应该大于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明规则”百分之五十一的要求,小于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以此达到法官所要求的“量度”和“质度”的证明要求.     

浅析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

行政证据在行政程序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一直放在诉讼程序中讨论,致使行政证据研究尚不充分.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联系密切,但区别显著.将其与诉讼证据区分,是建立和完善行政证据制度的前提.     

论诉讼中的公证证据

公证是一种预防性的非讼证明程序,与审判程序虽然不同但存在联系,公证证据具有证据效力,可以在诉讼中使用.公证证据具有出具主体特定、程序法定、意思自治与国家行为结合以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等特征.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或地区均承认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效力,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必须符...     

浅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

行政权力扩大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为了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和控制行政权,很多国家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并纷纷出台行政程序法。为了实现程序正义,就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为符合有关的证据规则。依法行政、依法控权、保障人权是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产生、确立、发展的内推力。实行不同于现行司法证据规则的证据体系,确立行政程序证据的本质及特性,更有助于行政行为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合法与合理的衔接,促进社会和谐。     

刑事证据基本属性新阐释——应用论视角的证据价值、功能、工具定位

证据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证据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证据属性的明确不仅和证据概念、证据分类这样的理论研究有关，更关系到证明标准的建构和判断、以友证据规则的设置与执行。唯有从自然和人定两个方面对证据属性进行把握．才可能较为理性地回答学术界已经提出、但仍然存在着极大争议的有关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问题。此视角也才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新探索。     

试论如何保证手印证据的证明力

手印证据的证明力不是一个常数，需要执法部门在各个环节上予以保障。当前，在现场勘查阶级、证据促全阶段和鉴定阶段存在诸多问题而削弱了手印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填补三阶段的漏洞，保证手印证据的证明力。     

从廖宗荣案论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从证据提供、审查范围以及证明标准角度看

通过对案情相似,判决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在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变通适用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间接肯定了行政主体在不收集证据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普遍做法;二是,体现了在重新审理模式下,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尊重;三是,改变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传统证明标准,采用了优势(明显优势)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举证规则的体系解释

确定举证责任规则,应当考虑各方诉讼利益与提供证据的可能性.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原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等负举证责任;原告对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曾经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自己具有法定资质或者享有法定权利等主张负举证责任.原被告双方对各自主张的其他待证事实负举证责任.第三人提供证据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法院依法组织当事人提供、交换、补充证据,特定情况下可自行收集证据,但不得收集证据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     

经济犯罪证据的特点与证据体系形成的基本要求

经济犯罪在证据方面的特点是：在种类上，书证是主要证据类型，而电子证据也日显突出：在属性上，证据的关联性难以确认，证据材料也往往需经合法转化；在取证方法上，主要通过查询、扣押、鉴定等方式将之从众多的经济往来凭据中剥离出来；在证明要求上，不仅有更高的诉讼要求，而且规格要求也更高。形成经济犯罪证据体系的难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立法的缺陷使有些经济犯罪案件的犯罪构成不清晰，给组成证据体系带来困难：第二．证明经济犯罪主体身份的证据体系难以把握；第三，证明经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体系难以充分：第四．证明犯罪数额的证据体系难以确定。为此，经济犯罪的证据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必须符合法定性、整体性、严密性和排他性的要求。     

刑、民证据法之差异论纲

刑、民事诉讼目的的不同,导致刑、民事证据法在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明方法、证明对象、证据调查原则、证明责任、法官形成心证的资料范围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国应当制定与各诉讼相适应的证据法典,或补充完善三大诉讼法中证据法的内容,而不宜制定统一证据法典。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运用问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第52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利于推动“两法衔接”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诉讼的效率。在“两法衔接”的过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有效衔接的途径离不开检察机关在落实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合法、公正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落实到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性手段在于证据的合理运用和判断。本文将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旨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下，立足检察职能，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下对行政证据合法性审查为视角，分析论证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     

论行政证据证明责任的承担

对行政证据证明责任承担的研究,目前理论界研究的较少,由于行政法的特点,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同的主体,承担的证明责任也不同。对于行政主体,不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中也应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另外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证明责任的承担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