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和反思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民主政治理论,进行民主政治实践,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多层次地开辟了民主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以法律确定的形式奠定了民主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开启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前景。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理论探索的现实基础,也是当前推进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贵借鉴。     

建国初期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

党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政权建设中安排党外人士的?从时间上讲是抗日战争时期。具体说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到达延安，建立以陕甘宁为根据地的政权时期。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探析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机关起程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出发上车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哟!”“进京”去干什么?就是率领中国共产党去执掌国家政权。“赶考”考什么?就是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走的是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道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民主与法治取向述评

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现实冲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牢牢把握民主和法治这两个主题,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要达成民主与法治的动态平衡,就必须把握民主与法治之间的适度张力,这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路明灯——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构建和谐法治社会

自2005年提出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引领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征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搭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通往和谐法治社会的桥梁,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路明灯。     

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纪念“五一口号”发表六十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探索出的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民主党派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承担着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政治责任。     

政治共识与民主生存——利普哈特共识民主与罗尔斯协商民主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多元社会民主生存需要政治共识。在西方政治民主语境下,利普哈特共识民主因其政治权力的共享性、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暴力控制以及实现人民权力而有利于促进政治共识;罗尔斯的协商民主虽有从道德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转变,但它所强调的制度正义、分配正义和平等论辩仍有利于政治共识的创造。两种民主思想目标一致,实现目标的方案虽层次不同,但仍相互联系和促进。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政治共识,研究利普哈特共识民主和罗尔斯协商民主,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反思——基于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宏观考察

在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中,制度和思想是不可分的。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在制度上经历了直接民主制、代议民主制、行政集权民主制及复合民主制的过程。在思想上,经历了对直接民主制的总结和反思,完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破"和"立"的任务,对民主的内在张力及其平衡进行了反思,深入到了民主的规范性和经验性之中。反思其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实现民主政治实践、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民主政治理论研究三者之间良好的互动,民主政治本身没有完全固化的、唯一的模式,民主政治发展核心的主题是处理好国家和个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历程与出路

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中国对农村基层民主化道路的选择。村民自治和乡镇民主正处于实践与探索阶段,并取得初步成效,但这两种农村基层民主形式面临着两委关系与乡村关系的体制性难题、选举操作的失范、乡镇民主的被动有限性和乡镇权力结构的局限性等困境。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实行村级两委合一,乡镇有限自治,并建立基于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党政合一的乡镇政府体制,使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走出目前的困境而持续有效地发展。     

成就和失误——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历史的再反思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党的执政大致历经了五次大的范式的转变,本文以历史的视野对党的民主执政中的成就和失误进行了再反思;并意在说明继承和发展党在执政历史中有益因素,对党在新世纪民主执政推进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美法两国革命进程看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兼与杨光斌教授商榷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美国和法国在不同的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具体场景、社会结构等因素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很难有优劣高下之分.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和法治始终是共生共存的,虽然强弱程度不同.只有建立在对这些内容仔细探究的基础上,才会实现对问题的总体性认识.进行历史比较,揭示规律时,需要使用大历史观和整体性思维去考察,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达到理论的自洽.     

渐进性调适：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基层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既有研究忽略了历史情境与结构性因素对制度的共同型塑作用,无法真正挖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两个层面对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分析,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期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深化期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从零星试点到全面推广、自主探索到高位推动、单一国家力量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总体特征。在这一制度演变过程中,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民主观念的演变以及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了制度的结构性逻辑。多重改革要求的关键节点、创新扩散与绩效驱动造就的路径依赖、制度缺位与错位的历史否决点型塑了制度的历史性变迁。总体而言,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是渐进性调适的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是其制度演进的鲜明特征,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逻辑理路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制度的发展。     

建国初期党对农民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农民阶级存在的革命性与落后性并存、保守性与满足心理滋长、政治上求纯与经济上怕富共生的政治思想特点,采取了开展冬学运动、举办农民业余学校、建立农村宣传网络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民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其历史的局限。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历史贡献与目标追求

邓小平不仅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首创性历史贡献,也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突破性历史探索,提出了一整套以建立民主政治为主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但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温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向着邓小平所指引的实现人民直接民主的政治目标奋进,无疑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与实践意义。     

空间与民主:西方的探索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空间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富有价值且有待挖掘的政治课题和分析中国式民主的新角度。空间规模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也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有理论和实践突破的西式课题。巨型空间与大国民主的关系,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极为复杂的中式难题。我们既要看到走大国民主的中国道路所存在的困难,更要发掘大国民主的优势资源,探寻中国式民主的独特价值。     

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30而立,处于而立之年的中国法治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论法治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区别

根据法治的价值内涵的不同,可以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大类.形式法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就是法律之治;而实质法治则是价值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必须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在价值内涵上,实质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宪政主义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价值本质.     

警民关系建设的路径偏失与矫正——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当前警民关系建设的困境在于路径选择的偏失:完全的工具主义态度导致警民关系建设价值层面缺失;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不成熟,使警民关系建设缺乏支撑力量而流于表面化;对政治文化中核心价值的深度挖掘不足,导致警民关系建设断裂和位移。现阶段警民关系建设路径选择,应摒弃工具主义思维定势,恢复警民关系建设的原初理念,推进价值层面的范式转换;应加大公民社会建设力度,大力培育现代公民,促进制度环境再造和优化;应建设优良的政治文化,彰显政治文化的价值,为互动合作警民关系的成长提供可能空间。     

为民主开创道路:对邓小平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形成和确立了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思想和模式,这就是增量改革的思想和模式。从政治发展理论的视角回顾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历程的轨迹和总体设计,深刻理解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内学术界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价值观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并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政治价值观研究依旧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政治学视角的研究相对匮乏;核心概念的界定模糊,测量指标体系混杂;实证调查设计和数据分析缺陷明显;西方中心主义突出,中国本位与中国问题意识不足。因此,要增强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科话语意识,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拓展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价值观研究的话语空间,建构科学化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指标体系,提升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的科学性与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