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军事教育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旧式军队面对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失败。部分精英开始尝试建设一支新式军队以抵御外侮或镇压内乱。从淮军到国民党军，中国军队开始了它漫长、艰难而又曲折的近代化道路，近代中国军事教育相伴而生。福州船政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等一所所近代军校，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杨杰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近代中国军事教育不仅时刻指引着中国军事近代化，并且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少年监的生成及启示

圣·米歇尔少年监不仅是近代狱制改良的发端之一,且也是世界少年监之发源,在世界监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滥觞于1703年11月14日,而中国近代少年监之生成则晚其200多年。本文主要梳理了清末民国时期促成少年监生成的路径,并简要提出几点启示,以期对中国当代的未成年教育感化事业略有些许裨益。     

民族主义与中日韩三国近代的历史观

本文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近代历史观的比较,指出民族主义既是三国近代历史观得以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造成三国历史认识相互冲突的重要根源。东亚三国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就需要超越民族史观的局限,从构建东亚未来国际秩序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     

从制度变革角度看近代英国的崛起

近代英国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制度的变革又促进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因此,近代英国崛起的动力之一毋庸置疑是其各领域的制度变革。但是,制度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恰当、适宜、一定质量和规模的制度变革才能最终导致一个大国的崛起。同时,我们也不能认同绝对的“制度决定论”。     

近代中国少年感化院的创设

近代中国少年感化院的创设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发源于西方国家的感化院模式，在清末民初被嫁接到中国传统的行刑机体之上。以感化教养为宗旨的少年感化院应运而生，推动了近代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变革。近代感化院作为少年司法保护的最初尝试，不仅是行刑感化主义实足重要的表现形式，而且为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展现了可供借鉴的范式。就理念和制度层面而言，近代少年感化教养模式的探索与尝试具有开创意义。     

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与落成

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晚清监狱行刑变革的推动下,少年犯的感化教养与少年监的筹划设置备受关注。尽管清末刑制改革之时已有少年监草创的动议,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少年监始得落成。近代少年监的筹建大多仅停留在规划上,其设置数量有限,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远未达到理想预期。不过,在少年监中推行的感化教养模式,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行刑理念,其典型地体现了行刑感化原则,并基本确定了现代少年罪犯教育制度的主体构架。     

拆解“港股直通车”

"鸟笼子出去了,去寻找鸟儿。"这句看似糊涂实则精辟的名句,出自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港股直通车",其实很像"卡夫卡的鸟笼"。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道德乌托邦略论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具有突出的道德性特征."人类均力"的无政府理想社会、机器化的大同理想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等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蓝图,显示出近代政治思想变迁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道德性与批判性是高度统一的.近代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蕴含着专制与极权主义的底色或暗影,但同时,它在政治现实背景下又映衬出了强烈的道德性和合理性.     

中国第一个小脚女人：潘玉儿

曾几何时，中国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让洋人忍俊不禁，被称作近代中国最大的陋习。男人留辫子只是清朝的事，女人裹小脚却由来已久。据载女人裹小脚始于南唐宫廷，宋朝开始风靡于民间。然而杜牧有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春云。”似乎唐代就有缠足的习俗。而“金莲”一词的来历甚多，其中一个说法要追溯到南齐时的潘贵妃潘玉儿。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分析

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虽然曾在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并有相应的党派存在和活动,但是由于缺少生存和实践的基本空间最终被淹没在浩荡的革命洪流中。在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经过了被全盘否定、批判借鉴和影响不断扩展的过程。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都走不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日本伊斯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一、近代日本伊斯兰研究的起点1 .产生于世界多元性认识之上的伊斯兰认识　　近代以前的日本并没有和任何伊斯兰国家进行过直接的接触。如下文引用的《日本和回教圈的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就是由著者小林元将其想像力和微乎其微的资料相结合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探索的日本和伊斯兰的关系。“明治以前的日本人对回教及回教圈的认识 ,即使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着 ,但是从未达到系统化或是细分化的程度。这大概是因为日本人和回教徒相互间的知识交流并不是直接性的而是间接性的缘故吧。也就是说 ,尽管日本的历史进程和回教圈的历史进程多…     

日本崛起的文化因素

1853年,在美国“黑船”的胁迫下,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选择了不战开国.15年后的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不到50年就成为世界五强之一,完成了近代以来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1965年到1970年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     

人民币结算试点角力地下钱庄

客观事实是,目前只能借助民间渠道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流动。而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人民币从本币走向区域性货币,甚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一步。     

富姐吴英背后的浙江地下金融

2007年春节前夕,吴英的神话和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传奇历史,在最辉煌的一刹那戛然而止,26岁的女人吴英,曾经拥有传说中的38亿资产——从出名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刑拘,她只用了6个月。吴英事件目前尚未尘埃落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事为浙江地下金融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黄桥民间融资崩盘记

今天的黄桥崩盘也好,过往南通、福安的类似事件也好,深层的成因并不是一方居民的愚昧或贪婪,国有金融对民营经济的体制性歧视才是形成这片滋养其生长的土壤的根本要素。     

试论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他的一生和台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1895年甲午之战，清政府战败而被迫签马关条约，割让宝岛台湾给日本，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声动中外。台湾被割让后，梁启超时刻关注宝岛同胞的境况，1911年他应台湾父老的邀请，终于如愿登上宝岛，“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油然而生，遂以其饱蘸爱国挚情的笔锋，倾吐了对台湾民众的热爱，披露了殖民统治的黑暗。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充分，但惟独其台湾之行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     

晚清公法外交述论

19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近代国际法知识的输入,晚清外交界开始认识并接纳国际法规范。一批早期外交官和爱国志士认同近代国际法的理性与效力,提出要按照国际法规范开展中外交往,借助国际法维护中国主权利益,最终走上公法外交的道路。在这一观念的积极推动之下,清政府试图通过公法外交的路径妥善处理中外关系,并且运用国际法成功处理了一些中外交涉。诚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法外交实践未能从根本上维护晚清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然而,晚清公法外交实质上是晚清中国对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平等外交的艰辛求索,反映了清政府尝试以主权国家的身份主动融入近世国际法秩序的些许努力,既是对传统外交模式的突破与超越,又推动了近代中国国家主权意识的萌生和外交近代化进程,在中国外交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刘铭传利用外资的思想与实践之探析

刘铭传(1836-1895年),安徽合肥人,字省三,是洋务派中最早产生利用外资思想的官员之一。他先后提出了“借洋款筑路”、“利用侨资”、“中外合作经营”、“招引外商承包”、“外商独资办矿”等一系列大胆的主张和设想,并将这些主张大部分付诸实践。本文将对刘铭传利用外资的主张与设想进行简要阐述,并对其产生的思想基础和成因作一浅要分析,对其实践结果作一简要评述。     

古典自由主义的精髓及在近代中国的衰微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都与讨论者的意识形态有着微妙的关联,有的甚至于任意扭曲该理论本身。本文首先力图澄清经典自由主义的几个问题及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是该理论的大致背景;接下来的探讨参照了该理论的背景和近代中国变革的“三个假设”,希望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命运的解释更加严谨。     

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特征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起点。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