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的对策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和市场经济模式的构建,我国现有的行政问责实践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所谓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指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特定主体、根据多数人的意志、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损害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行政工作人员追究责任、并使受损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得以最大程度恢复的过程以及该过程的规范化.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论析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定位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构成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民主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治化重在实现问责法制统一化、责任划分法制化和责任追究程序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绩效化重在实现问责运行和问责方式绩效化.     

关于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责任定性不明晰、定量不合理,导致行政问责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有过轻无为、重"风暴"轻制度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过即无风险、"无为"胜"有为"的状态.研究如何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必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执行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人治化、政治化、运动化的特点仍然显著,在问责依据、对象、程序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却滞后于问责实践的开展。本文将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试探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以及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建构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构建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问责需激活人大话语路径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现代化?其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和途径就是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而法治化必然要求问责制。发端于2003年以"非典"为起点的"问责风暴"有力地推动了问责的制度化建设,但就问责的实际状况而言,主要是各级行政机关内部逐级追究失职政府官员的责任,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主体是行政问责制的决定性要素。与西方相比,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在问责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问责效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在借鉴西方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优化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环境和完善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保障机制三个角度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旨在形成强大的权力监督体系,从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问责方面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使行政问责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权力问责发展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     

引咎辞职的法理解读——兼谈引咎辞职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在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中已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领导者不再仅仅是问责的主体,而是成了被监督、被问责的对象,行政领导者通过引咎辞职维护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和政府存在的民意基础,体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但是在国外作为一种政治惯例的引咎辞职,在引入我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探讨引咎辞职与我国的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并尝试从依法治国的角度为引咎辞职的法治化提供一个目标模式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行政问责述评、探究及其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制度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论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重构的路径

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决策法治化之检视

法治实践过程中,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还存在诸多缺陷。行政决策作为行政活动的一种,从法治理论上说,应实现法治化。加强行政决策基本理论研究、导入协商民主、健全行政决策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是建构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问责依据和机制的缺乏,问责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都使行政问责在实践中的发展受到阻碍.只有转变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同时明确相关制度,构建问责环境,并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体系,才能有利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发展.     

行政问责程序及其构建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程序有利于行政问责长效机制的构建.我国行政问责程序还很不完善,现阶段已成为问责制发展的瓶颈所在.构建行政问责程序必须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参与、稳定、可操作等原则,问责程序包括启动、执行、修正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构建问责程序必须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估制度.     

试析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困境——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自“非典”事件以来，中国不断加大行政问责的力度，行政问责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首先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行政问责主体体系，形成以异体问责为主，同体问责为辅的行政问责制度。然而在实践中，信息不对称、媒体言论自由欠缺及权力机关薄弱等问题却阻碍了行政问责的效力，因此亟需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扩大大众媒体在行政问责中的作用。     

我国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缺失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价值理性事关行政问责的公平性、民主性、公共性,影响问责的效率和效果。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缺失问题还比较突出,直面现实,行政问责价值理性建构应着眼于增强问责的公平性、完善问责的民主性,提高问责的公共性和加强问责的伦理建设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