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乡村"小黑小恶"治理重在法治

"小黑小恶"作为基层社会发展的毒瘤,不仅严重威胁着乡村群众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还对乡村基层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小黑小恶"的治理要通过构建完善的乡村法治体系来规范、震慑乡村黑恶势力的思想与行为,消除黑恶行为产生的本源,净化乡村生活环境。     

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

乡村法治秩序是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从乡土内部催生出农民法治需求,基层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为乡土法治权威的树立创造了外部条件,新时代,农民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依然面临着法治权威不足、法治规范不适应的形塑障碍。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须通过立足乡土情景,健全法律机构设置;克服法律特权现象,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设置驻村法官,转变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重构乡土规范,推进法治农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全方位推动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性探寻

文章从研究"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法律文化的历史渊源入手,通过对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在"起源、形式、性质、发展"等方面的解读,破解西方人把当今中国称为"礼治"国家,而不是"法制"国家的陈旧观念,促进中华传统礼治文明与西方现代法治文明有机融合,更好地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建设服务。     

向里用力: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途径

百年来破解乡村文化失调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基于历史参照、现实关怀乃至理论思考,乡村文化治理可有多元实践,"向里用力"的"立人"应为根本遵循。转型期面对社会快速变迁所引起的种种"不适",能否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礼治"与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理治"中,找到可资鉴戒的激发农民主体性的思路,进而与时俱进地在"法治"主导下重构当前乡村文化治理路径,不仅事关"三农"问题的破解,也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要以"情""理"交融为坐标,需立足必备的"外部"条件,以统整融合的文化观来化育,由此推动"人的建设",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用创新思维破解基层法治难题

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基层法治创新,构建和谐乡村是平安中国建设机制下的应有之义。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效能始终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传统基层法治建设问题较多。在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趋势。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探析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当前,要进一步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规范和引领作用,以法治思维谋划基层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解决各种问题,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荀子礼法一体论及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

礼治法治之争是先秦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传统儒家孔孟那里，礼治与法治基本上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而在荀子那里，礼治与法治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荀子不仅从理论上批判地吸收了春秋以来法家及其他学派法治思想的成果，改造、充实了儒家的传统礼学，克服了礼...     

加强基层党建 促进乡村治理

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十九大以来,高桥村在省政协的大力帮扶下,在乡村有效治理方面取得不少的成绩和经验,其中核心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以党建来助力脱贫,以党建来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基层党组织     

恩施州“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效及意义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强发展弱治理"的现状,恩施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目的,探索形成了由优选"村医村教进村级两委"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网络技术建设、推进建立"法律顾问"体系的制度建设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既有效缓解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危机,构建乡村信息化平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农民的服务方式,还为解决基层矛盾提供了最有力的"法治"工具。这一创新模式既立足于当前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把中国建成"法治社会"的长远努力目标,对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具有借鉴价值和推广意义。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美丽中国视野下的乡村文化重塑

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起点和重点。而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而言,绝不仅是看得见青山绿水,更重要的是留得住乡愁,其中乡村文化是"根"与"魂"。然而,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为表现形式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对乡村传统的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破坏,引起了乡村文化的撕裂和痛苦,乡村文化生态受到破坏,整体呈现出病态。因此,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价值冲突、碰撞过程中,要通过留住乡村文化的传承载体、重塑农民"以乡土为本"的价值观、以文化惯性保持乡村文化多样性、乡村文化与城市化双赢等方式,消弭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文化鸿沟,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打造“法治书记+律师参与”的法律惠民共同体

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对内的、长久稳定的共同体,人口流动率较高,村庄异质性与日俱增,建立在传统社会关系上的乡规民约、伦理规范等已无法满足基层自治的秩序构建需求。现实中,村民"信访"不"信法",遇事通过暴力、闹事等手段来解决的现象屡见不鲜。法治环境的好坏,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建设"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形势下,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     

基层人大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开拓民间法的政治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内的分权通过市场经济而迅速扩展开来,为我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使我国的政治形态[2]和治理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出现了新的互动[3],社会公共力量在逐步成长。本文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试对当前基层人大建设存在的问题予以讨论。一、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层人大:困境与转变1.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难题纵观近现代以来乡村社会治理的变迁[4],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向下延伸来进行的,其结果是…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探究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面临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治理理念和方式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突出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推动"三治"融合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     

司法迁就转向法治治理：基层法院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乡村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在调整人们关系中民间法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由此便引致了基层法院审判职能困惑、司法方式随意、审判依据虚无及审判权威缺失等问题。实际上,我国当前乡村司法法治化条件业已成熟,如持续广泛的普法教育,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及诉讼能力;变动的乡村社会规范结构,改变了礼法等思想的支配地位和影响范围;转变的乡村社会矛盾,涌现出大量的新型民间争端;优化的基层法官队伍,彰显出优良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不过,坚守法治之路并不代表着绝对垄断司法专业化、绝对运用审判技术、完全排斥诉讼契约、全盘放弃调解方式,村司法法治化道路必然是一条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之路。     

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解读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乡村社会管理问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是构建和谐乡村的要径。走出乡村社会管理困境,需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府改革;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微腐败”治理路径选择

基层“微腐败”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重要问题,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性战略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基层“微腐败”呈现多发易发,表现形式以谋取惠农资金为主、经济性和政治性相互交织等特点。基层“微腐败”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运行失序、基层监督体系运行不规范、意识淡薄与不良风气的影响。为此,应通过优化基层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权力运行规范化以及健全基层权力多元监督机制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等,进一步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