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杜赞奇的解说为切入点

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state）是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构建现代国家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杜赞奇的解说为观察点，通过对“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诠释“国家政权建设”新范式的分析，试图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些许条件。     

论国家权力的人民性

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 ,具有人民性。与人民性对立的国家权力是其对自身本质的异化。不同的社会形态 ,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当然 ,完全一点表现都没有或完全百分之百地表现也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生活中 ,人民的力量必须足以约束国家权力 ,使国家权力沿着服务人民权利 ,维护、促进而不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运行     

从国家政权维度解读党的执政能力

按照国家政权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具有科学判断形势和正确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领导和驾馭市场经济的能力;社会整合和利益整合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卷化及重构

"内卷化"是指事物在外部条件受约束情况下内部精细化、过密化发展的一种现象,内卷化发展模式下的文化是在表面有进步,而内部陷入路径锁定的自我重复、自我懈怠和自我消耗的一种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卷化具体表现为思想内核、文化结构以及文化发展视野的内卷化。文化发展陷入一种自我重复而创新突破不足是由其内生动力不足、能量交换缺失及故步自封等多重因素综合造成的。当代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从内生动力、外来动能、创新驱动等方面进行重构,避免传统文化进一步的内卷化。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权力的“权利”抑或权利的“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 辨析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 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这四种权力制约模式并没有解决权力的滥用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基于公民权利的部分出让（让渡）并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进而形成的。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之目的和归宿仅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公民权利的＂权力＂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只有以制度的方式承认、维护、彰显和落实公民权利的＂权力＂,才能最终解决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政府）权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交往行为的逻辑与文化适应的路向

将新生代农民工交往行为视作连续状态进行研究,对于厘清他们交往行为的悖论逻辑,以及交往对于他们城市文化适应的功效具有重要意义.最初基于亲缘和小地缘的内卷化交往使得他们"利益"受损,在交往圈层梯度推移过程中,他们的交往行为正渐次地过渡到的理性化、非人格化和正式化.并且,交往作为结构意义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整个城市文化适应系统的突破口.     

国家权力与人的尊严

马岭在《河北法学》2011年第12期撰文认为,国家权力也有尊严,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侵犯人的尊严有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当权者的侵犯、“上位者”的侵犯、多数人的侵犯等等。国家权力直接侵犯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往往危害更大,而最严重的侵犯人格尊严多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     

《成吉思汗法典》与草原文化

《成吉思汗法典》是由成吉思汗亲自制定或认可的一部法典，是成吉思汗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即使在他离世后．这部法典依然在蒙古族政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信访权的宪法学解读——兼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社会上出现的信访群体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高,信访问题备受各方的关注,在学界的争论也异常火热。信访是存还是废的争论,随着新《信访条例》的颁布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讨论中,尤其是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乏及其政治后果》发人深省,报告显示,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与之对应的是另外一组更令人震惊的数字:国家信访局认为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1]。于建嵘指出,现行信访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杰作——学习列宁《国家与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高涨。革命高潮的到来,使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得以凸现。无产阶级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实践上都具有极为迫切和特别重大的意义。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从1916年下半年起,列宁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国     

浅议影像视域下传统文化年轻化的探索——以央视《国家宝藏》为例

文化自信,就是国家之宝藏,民族之宝藏,人民之宝藏。在影视文化传播视域下,如何让当代青年接受并传承这些"宝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年轻化"的视角切入,分析《国家宝藏》的叙事形态、叙事内容与传播方式,总结《国家宝藏》年轻化的成功因素;另外,通过"使用与满足"理论解构传统文化年轻化的价值,以彰显传统文化年轻化的重要性。传统文化年轻化是一个重要命题,敏锐抓住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用生动活泼的影视语言去展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代青年心中活起来,在当代社会传承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如何定义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中国进路与未来思考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内部与外部文化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提出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需要创新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重大命题。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只有不仅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理论工具,而且还能为全球文化安全治理提供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概念系统,才能在世界体系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议程设置中拥有中国主导,并获得全新的学术生命力。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要提出并建构一个世界性话题和理论研究的议程来探讨当今世界的国家文化安全治理问题,在解构"文明冲突论"和"新冷战陷阱"的同时,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一种中国理论与中国思想。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修订第二版）中译本出版

世界上第一本系统研究和介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专著性教科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修订第二版)日前由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人权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称“A公约”),与《公     

《尘埃落定》和《喧哗与骚动》的地方书写与国家进程

本文试图立足于文化身份,以《喧哗与骚动》和《尘埃落定》及其作者为研究出发点,探讨在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中,当地方性风俗、族群文化与统一国家体系出现存导时,文化精英对文化身份的思考。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之法理分析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既相互区别 ,又紧密联系 ,其区别表现在 :内容、法律要求、行使主体及相互关系、强制性、行为属性及指向对象、行使目的 ,主体享有权利或权力的完整性等方面的不同 ,其相互联系表现在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等四方面 ,它们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     

发展网络文化与国家文化战略

发展我国网络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在信息时代的地位,增加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确立网民为本的思路,要用符合信息网络规律的方式来促进网络文化发展,要为网络文化发展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发展过程中汰除不良文化内容,减少网络信息负面效应,我们管理机构要因应新信息时代需要,体察网络脉动,把握网络发展方向,使网络真正服务于时代与社会。     

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文化权的保护

要界定“文化”这一概念,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由此衍生的几个概念,比如文化传统、文化价值、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文化权以及人权。     

文化研究内卷化的探索路径:一种民族志的视角

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内卷化,是指在形成一定的研究模式后,文化研究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使得其文化内部更加精细化,突出表现在文本对人们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关注。文章对西方学者有关内卷化和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当前国内文化研究进行了关联思考。与人类学民族志不同的是,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特征,它在研究者、被研究者共同反思的基础上强调研究文本的语境。文化研究民族志的特点表明可以加强对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把握,使得这一民族志成为文化研究内卷化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