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历史与现实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深刻地塑造和影响着中国社会。追溯德治演进之历史轨迹，揭示传统德治与新型德治的关联和本质差异，对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进而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自治中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既是一种礼俗之治,具有包容贵和、互惠协作的德治精神,也是以乡绅精英为代表的私德之治,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终走向人治;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乡村德治,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德之治,更是一种与法治底线原则相一致的规则之治。乡村自治中德治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既要构筑现代乡村德治的传统道德底色,又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流道德观,且要在乡村自治中积极推动现代德治精神的实践养成。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以德政、德教、德法并举为主要内容,它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等伦理精神,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继承和发扬传统德治思想的优秀成果,挖掘传统德治思想的当代价值,对我国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德治理念与当代中国法治的命运

当代中国社会正为道德滑坡所困惑,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为道德滑坡所拖累,因为法治实现需要伦理精神的支撑和道德力量的维系。当代中国道德滑坡与几千年德治理念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扬弃中国传统的德治理念,实现儒家德治理念的现代化是中国法治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传统人居伦理文化的基本范畴

传统人居文化的核心即是伦理型文化,其基本范畴主要是以族居为特点的宗族制,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中心的德治,以中庸伦理文化为建筑装饰取向的审美观。宗族制伦理文化核心是祖宗崇拜,主要特征即是男权政治。德治伦理文化的内核是礼,其德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即时的社会和谐。儒家伦理文化的中庸形成了人居建筑的审美取向,追求人与建筑的平衡与稳定,达到中和之大道的根本目标。     

康德德治观引论

康德的德治思想丰富，颇具借鉴意义。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德治可简约为意志自律，从中可推断德治不是人治，也不同于传统德治，而是每个理性的人以基准道德，即守法精神约束自己。康德用自然目的论从人与社会二个方面证明德治是道德的。从人性论、人类文化和伦理共同体三个方面论证德治如何可能，从中可断定，实践理性是德治可能的主体素质和准备条件，社会公正是德治的基本保障和正常期待。     

核技术伦理全球视野的架构：以核武器应用为例

核技术带来伦理道德问题和社会的巨大影响,核时代意味着不同民族、信仰和观念的人们都会感到彼此的命运息息相关。拓宽原有的核伦理的概念,树立全球一体的意识,用全球视野来构建核伦理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论语》的德治思想研究

《论语》的德治思想通过个体道德修养形成其基本元素、通过家庭伦理构建其基本单元、通过道德教育发挥其调适功能、通过制度伦理维系其有效运行,展现出较为系统的“为政以德”模式,标志着儒家传统伦理政治构想的历史形成。     

全球伦理构建中的强势国家话语霸权论析

全球伦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继承传统的共通价值为基础,并在全球交往实践活动中探索和延伸。西方强势国家凭借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优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球交往实践活动中垄断了全球伦理的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处于失语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积极回应日益高涨的全球伦理呼声,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与危机时所应有的智慧和勇气,不断提升在全球伦理中的话语权。     

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本文阐述了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涵义及内容,探讨了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宣传方向。在分析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意义中,首先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迫切需要教育来加以贯彻实施。而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提出,是符合时代特征,顺应了发展需要的,并在治国方略的宣传上,充分发挥了教育的引导功能。因而提出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理念,研究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关系,有利于培养国民贯彻治国方略的素质;有利于创造贯彻落实治国方略的良好环境;有利于加强党对贯彻落实治国方略的领导。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伦理基础,以“内圣外王”为治国模式,以民本思想为德治方略的核心,以道德教化为施行手段。作为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提出的治国理论,传统德治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导引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和历史局限性。批判地继承传统德治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传统德治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今天提倡“以德治国” ,必须特别重视挖掘本土资源 ,继承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核” ,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进行富于时代精神的理论创新 ,从而建立起法治与德治共同发挥调控作用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曾国藩“德治”思想的辩证内核

时贤把曾国藩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1] ,判定他为哲学家虽有轻率之嫌,但曾氏思想中所蕴含的辩证观却是鲜活而丰富的,其“德治”思想亦折射出辩证的光芒!　　一、曾国藩“德治”思想中的全面观曾国藩继承了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精华,而且根据时势需要,把“德治”方略拓展到军事、外交等领域,使“德治”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从而具有更广泛、更全面的意义。1.主张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忠信笃敬的基础上。在清廷看来,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主体。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     

中国共产党“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之辨

中西德治思想源远流长。现代国家成长起来之前，中西方执政工具合理性类型是德治。中国共产党“以德治国”思想与中西传统德治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别。     

乡村治理中的德治: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在促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道德的教化育人引领作用,完善了乡村治理格局,为从根本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谈谈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

在中华五千年的古代文明中,德治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应给予客观的评价,德治不是单纯的道德教化,而是包含了各种利民便民的措施,是有进步意义的。当前强调的“以德治国”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是批判继承的关系。我们今天讲的“德治”,不仅“德治”这个概念来自古代德治思想,其中许多信条也来自古代德治思想。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治”与中国古代“德治”无论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本质的区别。     

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的关系研究

本文提出了法治教育、德治教育的理念;探讨了德治教育是法治教育基础,德治教育为法治教育提供的社会心理基础、社会思想基础、社会风气基础;分析了法治教育是德治教育的起点,法治教育是德治教育由外在要求向内在需要、由硬性教育向软性教育、由他律向自律转化的起点;得出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的结论。     

试论我国国之治理理念的演变与趋向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古代中国的治理理念的演变历程，这一理路包括从乐治一法治一德治的过程，以及这些理念发展到现在所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进而提出现代礼治的观点。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建国后我们国家治理理念的演变历程和趋向，这一理路包括从民本一民富一民主的过程，以及这些理念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的路向，同时提出了自由民主这一未来国家治理需要注意的理念。     

法治与德治关系探微

法治与德治之间是有机互动的辩证关系: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 ,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 ,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 ;法治对于德治具有规范、导向、参照和促进作用 ,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德治的必然要求 ,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全面论 ,而法治更带有根本性。     

以德治国:历史、现实与实践

第一次明确提出德治思想并加以系统论述的是先秦儒家。古代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德化为本,以刑弼教;治人优先,修身为要;富而后教,教而后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现代德治思想,从变化了的社会实际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出发,赋予了德治以社会主义的时代新意。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以德治国”不会冲淡“依法治国”,讲德治也并不必然导致人治。正确处理好官德与民德的关系,道德继承与道德创新的关系,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是德治能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