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行为对象认定范围的扩展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将"财物"作为贿赂犯罪唯一的行为对象。当前,贿赂犯罪行为发生了很多变化,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以非财产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行为成为法律上的漏洞。文章主张重新界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以"利益说"为基础修改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的对象扩展至任何可以满足权力拥有者需要的利益,为有效遏制贿赂犯罪、惩治腐败行为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贿赂犯罪行为对象认定范围的扩展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将“财物”作为贿赂犯罪唯一的行为对象.当前,贿赂犯罪行为发生了很多变化,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以非财产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行为成为法律上的漏洞.文章主张重新界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以“利益说”为基础修改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的对象扩展至任何可以满足权力拥有者需要的利益,为有效遏制贿赂犯罪、惩治腐败行为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受贿罪贿赂范围界定——若干特殊贿赂分析

在受贿现象、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对受贿罪的对象——贿赂——加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并应相应地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权色交易日趋严重,性贿赂已经成为催生腐败,危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温床,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重点规制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犯罪,对于涉及非物质性利益的性贿赂犯罪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法律上的漏洞引起了实践中的茫然。因而,有必要对比古今中外的立法例,详细分析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若干争议,认真考察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并从现实角度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两高”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八种罪名

“两高”：正确区分贿赂与正当馈赠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意见》共十一条，主要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认定，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的认定以及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认定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打击贿赂犯罪宜从严

<正>"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犯罪规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刑法学研究中,普遍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而在笔者看来,贿赂犯罪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既不能反映行贿罪的本质特征,又不利于打击贿赂犯罪,不应当把     

隐性腐败由非罪变为犯罪的重大意义

正传统上,我国法制规定和法治实践中对于贿赂犯罪行为的对象或者标的物的界定,一直限定于货币和物品。这种做法无疑大大降低了惩罚贿赂犯罪的门槛,以至于有的人认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只要没有公开拿钱拿物据为己有,采取其他财产利益形式做交易都是安全的,没有后顾之忧。结果是,各种非货币物品形式的贿赂活动明目张胆而大行其道。近年来,贿赂中财产性利益交易的非罪认定做法,引发了     

大陆香港贿赂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香港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结构具有合理性、先进性以及较强的实践操作性 ,而大陆贿赂犯罪立法表现出滞后性和欠缺性 ,应借鉴香港贿赂立法的成功经验 ,完善大陆贿赂犯罪立法 ,从而全面有效地打击日益严重形式多样的源头犯罪——贿赂犯罪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空间。     

大陆香港贿赂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香港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结构具有合理性、先进性以及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而大陆贿赂犯罪立法表现出滞后性和欠缺性,应借鉴香港贿赂立法的成功经验,完善大陆贿赂犯罪立法,从而全面有效地打击日益严重形式多样的源头犯罪--贿赂犯罪,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空间.     

有组织犯罪概念的社会学分析

目前在理解有组织犯罪概念上 ,在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主体、结构、目标和手段等四个方面存在分歧。从社会学角度对有组织犯罪的主体进行深入分析 ,有组织犯罪的主体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或组织。有组织犯罪可以定义为以暴力、恐吓、贿赂等手段为后盾 ,为牟取经济利益而持续性地提供非法商品和服务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的群体或组织所实施的违犯法律的行为。     

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探究视角

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有较多内容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对接,甚至存在立法空白。这不仅影响到我国对公约义务的履行,而且使贿赂犯罪分子屡屡逃脱刑法制裁。为有效惩治贿赂犯罪,尤其是能追回贿赂犯罪资产,刑法应在罪名体系、犯罪构成要件、刑事责任承担等方面加以修订,并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和独立的财产没收等相关诉讼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及与我国相关规定之对比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的国际法律文件, 加强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公约》第21条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和侵吞财产犯罪的具体规定, 在比较当今世界各国有关法律的基础上, 对《公约》文本加以解读, 并与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对比。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商业贿赂犯罪中贿赂范围的界分——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调整范围之厘清

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应限于财产性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贿赂范围应该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之外,这既是立法技术的需要,也是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应然要求。反腐败应避免盲目的刑法路径依赖,科学、有效地治理商业腐败不仅要以刑法为依托,也要注重从刑法到他法、从法内到法外来构建多层次与多元化的方法和路径。     

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刍议

商业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类罪,严重破坏着市场经济秩序,运用刑法手段规制此类犯罪已刻不容缓。由于立法上的疏漏,对商业贿赂相关问题的司法认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产生不同的认识,给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商业贿赂犯罪的客体、犯罪对象,以及该罪在认定中的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职务”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便于在司法过程中准确认定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严惩商业贿赂犯罪刻不容缓

伴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繁荣，利益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商业经营者为了争夺商业资源、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不惜利用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于是，商业贿赂犯罪就在利益的驱使下出现了。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一颗毒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和清除，将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市场腐败盛行与经济增长乏力并危及社会稳定。究其原因，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竞争机制不健全、公共权力干预过当以及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缺陷，是产生商业贿赂的土壤和根源。     

“廉政账户”制度应予废除——基于刑法学视野的分析

"廉政账户"制度作为一项反腐机制,其本身的构造比较混乱。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廉政账户"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与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理论相冲突等困境,在实践中存在着缺乏法律依据、助长贿赂犯罪蔓延等困境;同时,"廉政账户"制度所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现行法律和规范予以解决。因此,"廉政账户"制度应当予以废除。     

论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路径

虚拟财产具有物权属性,目前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适用侵犯通信自由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规制存在诸多弊端,应通过界定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选择适用的罪名。同时,针对在规制盗窃虚拟财产犯罪方面出现的难题,"两高院"可以出台司法解释,扩大解释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将虚拟财产纳入其中予以适用。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原则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有法可依.各地基层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处理上做过一些有益的、大胆的尝试.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全面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充分运用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在实体处理上尽量做到从宽处理;在程序上尽量做到快处理、不羁押、不实施财产罚,并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力求做到全程教育.     

论社会转型期贿赂犯罪的态势与对策

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非规范化运作 ,贿赂犯罪现象丛生。目前 ,我国正处于这一过渡期 ,贿赂犯罪呈蔓延之势。某些单位为获得利益 ,“公贿”现象已露端倪。针对贿赂犯罪现象 ,分析犯罪发展态势 ,研究犯罪原因 ,探求贿赂犯罪的预防与遏制对策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