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的传统文人气质

郁达夫以反封建斗士的姿态登上“五四”文坛,但是作为一个处于新旧转型期的作家,他的身上仍然有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在他的小说中交织着出世与入世、颓废与守礼的矛盾,这都体现出作者独特的传统文人气质。在郁达夫颓废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深具传统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心。     

从《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透视郁达夫的传统文人气质

郁达夫以反封建斗士的姿态登上“五四”文坛,但是作为一个处于新旧转型期的作家,他的身上仍然有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他的小说交织着出世与入世、颓废与守礼的矛盾,并着意于诗情与诗境的艺术追求,这体现出郁达夫独特的传统文人气质。在他颓废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深具传统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心。     

对郁达夫小说中感伤情绪与颓废色彩的重新思考

任何艺术都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而发生,对于郁达夫小说创作中浓重的感伤情绪与颓废色彩,不能简单化地用革命作家和现实主义的标准去横加指责,而应该用历史的、社会的和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正是由于郁达夫小说中的大胆与坦诚,以及那独特的、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使得他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现代性视野下梁启超“道德革命”思想的再认识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早期阶段,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感受到了中国固有道德面临的危机,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他的"道德革命"思想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今日中国仍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性促进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的危机与困境。梁启超关于"道德革命"和道德重建的思考,对于深处现代性道德危机中的中国人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信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寻梦姑苏城

对苏州的憧憬,早先缘于郁达夫的《苏州烟雨记》。在他看来,苏州城内密布的环桥河水和狭小的街衢,乃至街上的石块,园林式的建筑,无一不在夸示着＂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态度＂。这是一种很让人着迷的描写,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似乎就应该略带几分“颓废美”，     

利比亚的困惑与国际治理的窘境

<正>利比亚个案再次凸显了国际治理的窘境,该窘境的根源在于第一现代性世界与第二现代性世界并存中的摩擦风险。以内外呼应、网络动员和国际舆论支持的方式发动的颜色革命在一些转型国家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民主的进军"在一种和平演变的政治游戏中实现。     

分离与回归:中国乡村百年实践中的现代性与反思

清末以来,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首次出现真正意义的分离与断裂,乡村被建构为落后的他者被加以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在革命话语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下,以一种"另类"方式被重新整合进国家的革命与建设中;改革开放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现代性实践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却不期然地造成广大乡村的再次分离,"三农"问题随之凸显;21世纪以来,新农村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思维仍然存在。由此,跳出二元对立陷阱,进行以乡村本土为根基的现代化实践,对于当今乡村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论叶灵凤小说的“颓废”意识

叶灵凤是具有明显唯美颓废意识的作家,其颓废的情热表现为怪诞与色欲两大特征。叶灵凤虽向往“颓加荡”,但又受到道德意识的牵制,因此表现出颓废的不彻底性。叶灵凤的颓废根源于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环境,折射了资本主义物化逻辑,但精神上仅是对西方颓废主义的形式模仿,并不具备反抗现代性的先锋意义。     

郁达夫究竟为何要去南洋

20世纪30年代末,抗战正激烈之时,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到南洋。对此,一直就有各种猜测。认为郁达夫到南洋带有官方使命,去作海外宣传占主流。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挽救他与王映霞破裂的关系,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有的甚至认为郁达夫到南洋,是一种自我放逐。根据最新资料表明,郁达夫到南洋,主观上只是为了摆脱特工王戴笠的迫害,他最终与王映霞的分离就是明显的标志。但客观上是为了抗日战争,并做了大量工作。这无损于郁达夫文学家、烈士的光辉形象。反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的睿智与时代的无情。     

论康有为对“革命”的理解与迎拒

不少学者认定康有为是坚定的改良派,但对他是否支持过"革命"以及他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学界迄今未有过深入探讨。综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不仅只是"革命"的反对者,也曾是"革命"的"推动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勤王(光绪帝)",他有意取"法国革命"之意,主张兴民权,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革命"。1901年清廷新政后,为反对"革命派"的"排满",他重拾"汤武革命"的道德观,否定"革命派"进行"革命"的正当性。"辛亥革命"后,他欲打破"革命"的政治思维定式,提出"国为公有"的"革命"本质,力图重构"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并阻止"革命"席卷文化社会领域。     

《走西口》对历史视域的现代性建构

<走西口>是一次历史视域的现代性建构,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将"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小人物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可以从多角度、多元化进行思考的历史与现实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现代性

从词源学上来说,现代性意味着"流动性"、"不确定性"、"当下性"。从现代性的内涵来说,它包括世俗化、理性与理性化、主体性、工业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是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郁达夫自卑情结解:国家话语下的自我迷失

郁达夫身处变迁的历史情境,经历了一个新旧观念转换的进程。在这个历史阶段,现代性话语对传统观念带来了冲击。郁达夫一方面秉承了为家国天下“志于道”的传统思维,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二者的矛盾中迷失了自我。当“自我”无所归依时,自卑情结就是不可逃避的结果。     

“现代性”批判的两种范式差异——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视角

现代性问题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共同的"问题域",他们分别开创了"理性现代性批判"与"资本现代性批判"两种现代性批判的不同理路。尽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源出于对黑格尔现代性立场的继承及对其所揭橥出来的现代性问题的"再解答",但两者之间在对"现代性"亦即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批判方式及其重建现代性的方案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澄清这些差异不仅对于在多元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理解并区分这两种最为根本的现代性批判范式,而且对于在现代性视域中重新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立场

立足实践,马克思对现代性既赞扬又批判。正是由于“实践”关怀,他信奉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解放;正是在“实践”中,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各种异化现象,批判了现实和各种理论;也正是革命的“实践”,才有可能进行现代性重建。实践的辩证立场,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考富于思想的张力和开放的空间。     

试论日据时期台湾文坛的“幻影之人”翁闹——与郁达夫比较

本文一方面通过对翁闹和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个案比较研究,揭示出二者与日本文化的密切联系,探讨在日本特定场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情态及其作品中呈现出的"日本形象";另一方面力求揭示翁闹作为弱势族群和被殖民地作家无所皈依的创作心理,由此而产生的颓废意识和情绪书写,翁闹的文学创作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台湾文学的另类叙事.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判断的哲学意蕴

真正的哲学总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时代"的哲学思考是时代精华的华美篇章.中国共产党正是把握时代的历史方位和脉搏,结合国情,采取边缘化的革命理论、边缘化的革命策略和方式实现了现代性国家建构与民族独立,彻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建构的一个异域"他者"形象,从而逐渐走向富强.尤其是对...     

辛亥革命“现代性”的再思考

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革命主体已不再是蒙昧的造反农民,而是以华侨、留学生、会党等精英为主的"中等智识阶层";以"城市文明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摆脱了先前大规模流血的野蛮、暴力革命模式;按照民族认同、国家民主的构图,通过革命实现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这种思考将问题的视角放置于现代性的坐标之上,以衡量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摆脱了传统的定势思维。     

谁给“朋克少年”一张书桌

人们只看到了他颓废叛逆的"朋克"外表,而没有与他的内心世界沟通交流。4月12日,沸沸扬扬的北京中学生张小刚"舔痰案"在石景山区法院公开     

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转移及主题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自觉地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从单纯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转向＂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其一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以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表达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内在超越的冲动,体现为时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其二是将现代性内在所蕴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内在力量与人类形而上精神相互结合,将其立体放大到人类整个的社会历史进程当中,体现为空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双重维度及其统一表征了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人类理性形而上精神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