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的现状及完善措施

目前,行政腐败、司法腐败及金融腐败导致的各种洗钱行为逐渐成为一种危害极为严重的犯罪现象。杜绝洗钱犯罪分子的后继之路是有效惩治贪污腐败的必由之路。反洗钱任重而道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和金融安全。     

浅论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

洗钱罪是我国新刑法新增设的罪名,国内对此犯罪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洗钱罪的罪名、特征、认定及其与“上游犯罪”的联系等问题,有必要进行分析和研究。     

试论洗钱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位置

洗钱罪是我国刑法新规定的一种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十分巨大。但由于我国认识较晚,且没有任何司法判例,因而理论界对其研究尚不够深透。洗钱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司法机关活动的正常秩序,间接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刑法将洗钱罪归入分则第二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是不妥当的,应当将洗钱罪纳入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司法罪一节中。     

论我国洗钱罪的再修订

洗钱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严重经济犯罪。洗钱行为不但能够掩饰犯罪分子的罪行，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且严重妨碍了金融机构的正常活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更甚至于，它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资金来源，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现在，洗钱已发展成为一个有着高额利润的、复杂的犯罪领域，并成为国际一大公害。鉴于洗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2006年6月29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修正案（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此次修订具有重要意义。另外，2006年10月31日出台的《反洗钱法》更加完善了我国的反洗钱制度。     

论我国洗钱罪的再修订

洗钱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严重经济犯罪。洗钱行为不但能够掩饰犯罪分子的罪行,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且严重妨碍了金融机构的正常活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更甚至于,它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资金来源,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现在,洗钱已发展成为一个有着高额利润的、复杂的犯罪领域,并成为国际一大公害。鉴于洗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2006年6月29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修正案(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此次修订具有重要意义。另外,2006年10月31日出台的《反洗钱法》更加完善了我国的反洗钱制度。     

论我国刑法中的再犯制度

再犯包括一般再犯和特别再犯两种。本文对再犯的概念、构成要件、处罚原则及再犯与累犯、 惯犯的关系问题作了探讨,以期引起我国刑法学界对再犯制度的深入研究,并完善我国刑法中的再犯制度。     

论我国刑法中的职务犯罪概念

职务犯罪是刑法理论中有争议的一个概念。界定职务犯罪概念应当以现行刑法的规定为依据;职务犯罪的概念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职务犯罪与"公务犯罪"、"身份犯罪"之间存在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     

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

罚金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发展至今已为世界各国大量运用。我国新刑法顺应时代潮流,大量增加了罚金刑,但罚金刑执行难的困境,却时刻因扰着人们,甚至有人呼吁废除它,这里就涉及到对罚金刑的自身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认识,涉及如何正确理解罚金刑的利弊,从而探讨解决罚金执行难的对策,对此,笔者略陈管见,以求赐教。     

论我国刑法中的邪教犯罪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刑法中的邢教犯罪进行了论述：（一）介绍了我国对邪教犯罪的立法概况及不同时期对邪教犯罪的打击情况;（二）论述了我国刑法中有关邪教犯罪的罪名、罪数及各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三）分析了在认定有关邪教犯罪时应当把握的法律界限;（四）对邪教犯罪进行刑罚惩罚的理解。     

论我国刑法中的类推制度

虽然我国97年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但对此制度的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还可能继续下去。笔者认为,类推制度不但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还有存在的实践依据。也就是说,只有充分发挥类推制度的积极作用,将罪刑法定和类推制度有机结合,发挥各自的优点,真正实现刑法的价值。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不承认严格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对其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学界由于对严格责任的含义及性质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故而在如何评价以及是否借鉴国外严格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并不是罪过责任的对立物，其本质在于免除起诉方证明被告人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我国刑法中不但具有严格责任存在的合理性，也有严格责任的实际存在。     

论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

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具有规定性和权威性两大特点。根据定义方法的不同 ,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可分为实质定义、外延定义和语词定义三种类型。从逻辑上分析 ,我国刑法应采用定义明示式的罪名模式     

论我国古代刑法中的拟制

刑法中的拟制在我国刑法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时期都占有一席之地。现阶段,客观存在于我国刑法中的拟制是在承继中华法系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刑法中拟制的产生和发展是作为公法的理性刑法理性的必然结果,是理性刑法理性思考后的现实选择。     

论我国刑法中的非典型抢劫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典型抢劫罪包括转化型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的准抢劫罪和聚众打砸抢中毁坏财物的准抢劫罪。司法实践中,应注意这三类非典型抢劫罪的正确认定。     

论我国刑法中的加重犯

就加重犯的法律性质而言,其中结果加重犯、包容加重犯、连续加重犯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其它加重犯则不具备独立犯罪构成,只是一种量刑上的概念。在加重犯的分类问题上,应当以其法律性质和法条规定作为双层标准,对加重犯进行分类。在加重犯的罪名问题上,不应当对其单独设置罪名,而应采取罪名暗示的办法。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不承认严格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对其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学界由于对严格责任的含义及性质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故而在如何评价以及是否借鉴国外严格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并不是罪过责任的对立物,其本质在于免除起诉方证明被告人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我国刑法中不但具有严格责任存在的合理性,也有严格责任的实际存在。     

论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定量因素

在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的定罪模式之下,除了数额定量、情节定量因素外,还存在着不影响行为定性,但作为犯罪成立要素的行为定量因素。行为定量因素是我国封闭式犯罪构成体系的产物,它既契合于二元的社会制裁体系,又反映了实践理性的需求,因而不同于客观的处罚条件。当行为定量因素缺失时应当认定为无罪,当行为定量因素引起构成要件交叉时,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     

论我国刑法中的少年主体问题

法律主体的扩展使儿童成为权利的主体,少年刑法由此应当脱离普通刑法的框架.我国对犯罪少年没有采取关键性的区别于成年罪犯的处遇措施,少年与成人适用同一刑罚体系,导致我国少年刑法仍然没有摆脱成人刑法的应报模式,无法实现对少年的权利保障.重塑少年的主体地位,应当成为我国少年刑法变革的核心,对于犯罪少年应以保护处分为主、刑罚为辅的规则进行处理.     

论我国刑法中的骗购外汇罪

骗购外汇罪是 1997年刑法修改后的一个新增罪名 ,为了在实践中正确理解与适用该罪名 ,文章分析了骗购外汇罪的四个构成要件 ,即该罪的客体是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 ;客观方面表现为四种行为方式 ;主体为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分析、探讨了该罪的立法沿革及处罚问题。     

论我国刑法中的并存罪过现象

并存罪过是一种特殊的立法现象,它不是一种独立于故意、过失的第三种罪过形式,因而不同于复合罪过,它立足于现有的犯罪论体系,因而也不同于客观的超过要素和罪体—罪责—罪量理论,它在理论上表现为可故意可过失的并存形态,但在司法终局意义上仍是单一罪过。并存罪过并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通过想象竞合理论能够实现罪刑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