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主要不在于它具有中国独有的民族特色,而在于它是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走了一条特殊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比较.在社会主义形态、经济条件和历史任务、发展道路和转变过程、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摆脱资本的绝对统治,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它以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特有的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完成该阶段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和不可逾越的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选择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逻辑结果,它既是对世界上既有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发展模式进行反复比较之后的一种自觉选择,也是对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长期探索历程中各种建设方案与建设道路反复比较之后的一种自觉选择.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国家的繁重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坚持走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命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走自己的道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道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最终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科学总结毛泽东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追溯和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掌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并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在于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根本立场,更重要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新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证,是直接关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和平发展是由国情和世情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是我国在当今时代的科学抉择.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在实践中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建设和谐大国关系.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壮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功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追根溯源,与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性的十年.在严峻的形势下,在繁重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彻落实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我觉得必须以极清醒的头脑,全面领会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正确认识与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改革、政治与开放、政治与稳定等诸方面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一、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我们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全面推进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关键是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于50年代中期.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就不失时机地带领我国人民探索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不懈探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宏伟实践.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再到基本要求,我们党在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站上了新的起点.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任务. 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的未来走向和光明前景.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     

论《论语》的"恕"道

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内容的"恕"道原则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儒家立身行事的重要准则."想"道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来践行"仁".孔子强调对"恕"道要"终身行之"."恕"道不仅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道德准则,对它的遵守应以"不违仁"为原则.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