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属拒证权的引入——由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所想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起了轰动,透过修正案草案说明不难发现立法者所持有的刑诉法应当在家庭关系维系方面发挥作用的立法精神。然而,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内容并不能真正落实上述立法精神,该条所努力的方向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而非作为问题根源存在的强制作证义务。故只有引入作为强制作证义务例外之一的亲属拒证权,才能够从实质上起到维系家庭关系的作用,进而实现此次修法目标。     

侦查取证若干问题探讨——由“陈传钧案”引发的思考

当前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对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较高,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仅在实体上要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收集程序上也要求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取证质量的高低,将很大程度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侦查人员只有不断地分析研究案例,剖析得失,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取证质量。     

虐待行为的刑法规制——由“幼师虐童案”引发的思考

现实生活中“虐童案”不是个案,虐待他人行为也不只是虐童一种.处在社会更广泛范围内的、发生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般性的虐待行为,较多存在且社会危害性严重,应该运用刑法进行规制.我国刑法中的专门虐待行为罪名即虐待罪、虐待被监管人罪、虐待部属罪和虐待俘虏罪,由于行为主体和对象的限定性,均不能适用于一般的虐待行为.虐待的故意和行为有其自身性质,一般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但部分虐待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并符合其他的相应要件,可以适用侮辱罪.虽然这是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值得肯定的司法理念,却是次优之举,最佳方式是立法完善.     

网络侵权问题研究——“网络暴力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网络暴力第一案”折射出了对利用网络行为的规范问题。互联网的普及在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对利用网络的行为进行规制,充分发挥网络有益的一面,尽可能抑制其对社会不利的一面。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制度——以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证人书面证言”可采性问题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操作意义。证人书面证言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其在各法域仲裁实践中的适用不尽相同。尤其针对证人不出庭情况下书面证言的可采性问题,各法域的实践结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背后体现了各法域在仲裁证据制度法律文化、性质认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仲裁证据制度也存在相关问题。虽然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较好的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效率;但是放眼未来,则需要在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上,做系统性的、规则层面的完善。     

贪污还是诈骗——由一起利用职务便利骗取“监印费”案引发的思考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和“公共财物”一直是认定贪污犯罪的重点和难点,也是该罪与诈骗、盗窃等其他罪区别的关键点所在。本文就上海的一起贪污犯罪案件展开论述,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个案中凸现的法律适用问题——由一起涉港借款担保合同案引发的思考

对于涉港借款担保合同案件,应按照我国内地的冲突规范确定合同准据法。当事人未选择法律的,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当合同准据法是香港法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去查明,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在当事人选择法律之前,不存在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故不存在法律规避问题。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选择,依法不能产生适用香港法的效力,实质上是因为我国内地有关强制性法律规范对这类合同具有直接适用性。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思考

中国正处在转型的特殊时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经历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阵痛,也出现了一些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和公民权利遭受践踏的问题——“孙志刚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事例。政府面对市场的不断完善,不仅仅应当成为市场的“守夜人”,还应积极地应对不公正的社会后果。本文以中国的转型期为背景,以“孙志刚事件”为突破口,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转型期的社会正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     

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利益问题——“ZH市裕达广场争议案”引发的思考

"公共利益"是人们据以评判公共政策之公共性的普遍观念,也是公共政策论说的一个关键词.但是,人们对于公共政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是实践的和具体的,因而往往会产生分歧.某项政策之符合公共利益并不能成为该项政策合理性的充分条件,这里还存在一个政策的成本效益计算问题.再加之,对于公共政策的成本与效益分配,不同处境的人也不尽相同,由此产生政策公平的问题.现实中的公共利益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不应具有绝对的"宰制权",故而政策协商、对话和补救机制的建立理应成为题中之义.     

浅谈我国看守所未决犯的权利实现问题——由“躲猫猫”事件引发的思考

当前，我国看守所未决犯的权利实现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刑讯逼供、体罚等现象屡禁不止；超期羁押问题有普遍化、严重化趋势；看守所亚文化——“牢头狱霸”现象普遍存在等。对此，应通过实行羁押与逮捕分离，加强看守所自身建设，以及明确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等方法，保障看守所未决犯合法权利的实现。     

论网络“微”时代背景下信访涉稳人员管理——由“6·7”厦门公交纵火案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微博成为最流行的信息传播媒体,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信访涉稳人员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一些新特点。大量信访涉稳人员的存在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从重视公安信息化建设、树立“小微博大力量”观念、监控微博重点舆情、对重点人员重点舆论加以引导协调等方面对信访涉稳人员进行管理。     

论行政执法中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及规制——由“钓鱼执法”引发的证据能力理论探究

近年来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通过"钓鱼执法"、"陷阱取证"等手段获得的陷阱证据被大量运用,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证据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然而由于这种取证方式的特殊性质,也为其带来种种弊端,陷阱证据的可采性也被打上了问号。加之我国立法缺乏明确的规定,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必须尽快对陷阱证据进行立法及规制,使其走向法制化、明确化、合法化。     

高校军事课程教学场域中“同课异构”策略探讨——由江苏省第五届军事课教师授课竞赛引发的思考

本文基于军事课教师竞赛式同课异构教学案例,探讨军事课同课异构教学中题同构异、求同存异和神同形异等属性。通过对同课异构教学的研究和反思,激发其对军事课程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对军事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功能,以获得军事课程内容的理想教学方式和有效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