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事审判体制的专业化及其改革路径——以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为参照

家事纠纷因其兼涉财产和人身关系,兼具私益性和公益性的特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纠纷。为满足当事人的权益诉求并达到家事纠纷解决的主要目的,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发展了一系列适用于家事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以实现家事审判的专业化。考虑到我国现有审判体制的局限性,在探索建立符合家事审判理念和特征的家事审判体制时,可借鉴美国纽约州家事法院的专业化模式及其改革思路,对审判模式、司法人员构成、诉讼程序、家事调解、多元化协作机制等方面作出调整。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查与研究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应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观念变化为背景，在现有诉讼方式和调解方式并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了解调查调解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探讨如何加强与完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特别是基层社区调解。为促进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重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和完善家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提出完善诉讼模式和调解模式的建议和对策，如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和附设家事调解委员会及制定特殊程序与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家事诉讼法；应完善与细化婚姻家庭案件调解流程与规则；应将人民调解作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等，以期为相关立法及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法理依据和数据支撑。     

家事审判制：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法庭

家事案件因其高度人身属性而不同于普通民事争议,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具有终身性又可变的两面性,彼此利益既统一又分离;双方的自由合意和处分权受到较大限制。为更好地适应家事争议当事人的特殊利益需要,应对家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促进家事争议处理质量的提高,我国宜借鉴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司法改革经验,制定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在法院设立专职审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乃至家庭法院,配备擅长于调处家事纠纷的法官及专职辅助人员,尽快构建家事审判制度。宜把司法裁判定位为解决家事争议的最后手段;鼓励当事人利用和解等多元化途径解决家事争议,化解家庭矛盾和冲突,提高家事争议解决的司法效率和社会综合效果。     

家事事件程序立法研究

由于家事事件涉及当事人的婚姻家庭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两大法系有关国家或地区均对家事事件设置了专门程序予以处理，但我国未对此单独立法，民诉理论界也鲜有人提及或讨论家事事件程序的理论和程序构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家事事件程序是弥补家事裁判立法不足、解决家事纠纷、实现司法和谐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应制定《家事事件程序法》，在普通法院内部设置家事法庭，并建立家事调解程序。     

家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家事事件发生在夫妻或亲属之间,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其解决机制上也应当体现特殊性,而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目标着眼于未来和治疗的家事事件,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美国的ADR模式、澳大利亚的FDR新机制、日本的家事调停制度都是立足于各国国情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而我国实践中家事法庭之试点与非诉讼调解机制的构建都是对新型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家事事件应当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逐步实现专门化的家事纠纷处理模式。     

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三大关系

域外家事程序现代化进程包含决定性的三重立法关系：第一，对家事实体与家事程序两类制度规范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两大法系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分野，推动大陆法系家事程序专门立法形成；第二，对家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两套规则体系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模式的演变，推动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的主流化扩张进程；第三，对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单行立法模式下家事程序构造的分化，造就三种代表性家事程序单行法例。我国未来应立足《民法典》对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定位，选择单行立法模式，制定《家事案件特别程序法》。该法应采取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并立协行的程序构造，根据《民法典》完成“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系统分类，建立“双轨四层”的家事程序规则体系。     

中国家事调解制度的生命力研究

现今中国的多元秩序结构、民诉费用体制与和谐政治理念等因素为我国家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空间，但真正催发中国家事调解制度生命力的内在起因则在于家事纠纷的特性注定了调解制度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机制，也在于家事调解制度能够适应家事纠纷的特性从而有效地解决家事纠纷。同时家事调解制度之节约成本、调整人际关系、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符合司法专业化发展等优势又保证了其在中国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     

诉讼本质之思辨——从探求真相到实现程序正义的内在逻辑

诉讼发生的前提是纠纷当事者自行探求真相解决纠纷的困难性,即自行解决纠纷的各种途径功能较弱。诉讼从民间、政府到法院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揭示真相能力的逐步提升。诉讼程序公正的内在力量是为探索真相而追求的程序自治性,即对纠纷天然求真格局的固定。诉讼程序独立的实质是程序真实先于而不是优于实体真实,它是对诉讼程序公正的发展。诉讼效率是诉讼程序从理想到现实的桥梁。诉讼公正与效率调和基本路径的思路是通过维持与扩大诉讼结构的方法提升诉讼效率,另一种思路是作为主要途径的简化诉讼结构。     

论家事检察公益诉讼

随着公益诉讼实践的不断推进，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从传统的环境资源、消费者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扩展到诸多新领域。家事诉讼因涉及家庭身份关系、婚姻家庭法秩序、未成年人保护等，具有极强公益性，作为保护公益的检察机关有必要将其公益诉讼的范围拓展到家事领域。检察机关参与家事公益诉讼合乎守法监督权之法理和诉讼担当之程序理念，具有比较法基础和实践基础。未来我国可以在合法性前提下，稳妥推进检察机关对家事公益诉讼的参与范围和参与力度。     

刘村的纠纷与解决——权威衰落之后的选择

刘村的纠纷大致可以分为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家庭内部纠纷。在实践中,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更多的是通过司法调解、诉讼等公力救济的方式得到解决,家庭内部纠纷则更多是通过“外戚”界入来解决。刘村内部发生的家庭外部纠纷更多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解决与刘村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资源—权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刑事和解制度分析

刑事和解的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但它在降低了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在带来了司法效率的同时又产生了非效率,其效益与效率均有不确定性。目前,我国移植这种制度尚不具备相应的理念基础、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合理成分进行借鉴与吸收。     

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

我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司法改革能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成预期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深入推行。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双重目标,首先必须转变司法观念,要强调司法法治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正性,才能使法院胜任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纠纷、确保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也才能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WTO谅解》——对GATT解决争端机制的发展

<WTO谅解>对GATT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确立了贸易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对贸易争端的强制管辖权,主要表现为对其前身GATT"共识"(CONSENSUS)程序地巧妙颠倒;二是司法独立,在世贸组织内部实行分权制,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三是对解决争端量化时限,有控制地允许交叉报复.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加强,农村房屋买卖活动日益增多。现行法律、法规对此类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耒作出明确规定,使该问题在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引发诸多争议。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和地少人多的矛盾,决定了现阶段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法律制度,一户农村村民只能占用一处宅基地。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确保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稳定性,要求严格限制农村宅基地流转,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基于不动产房地一体的关联性,农村房屋流转亦应属于法律禁止之列。建议有关机关尽快研究并出台相应立法,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途径。     

常识与理性（四）：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司法发挥作用的程度通常受制于行政和社会自身之解纷机能的出色作为。故此,应当理性地正视司法的有限性;并树立＂综合司法改革＂理念,在定位于最后屏障的前提下,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改革体系之中,正视并充分整合行政与社会自身之纠纷调处资源,以促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格局。     

论我国古代调处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调处制度是我国古代实现“无讼”法律文化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处理社会纠纷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对调处制度在借鉴的同时予以革新和改造，完善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使它既能适应现实解纷止争的需要，又不违背依法治国的方向，将构建和谐社会与依法治国完美地结合起来。     

继承权放弃相关问题之探析

实践中绝大多数的继承纠纷源于继承人对遗产的争夺,但是放弃继承在实践中亦不鲜见,是继承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关于继承权放弃的立法较为抽象和原则,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有必要对继承权放弃的相关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阐述和探讨。     

论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纠纷的法律救济——以司法审查的有限介入为基点的考察

近年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大案”引发了学界对于公立高校与学生因管理行为引发的法律纠纷的高度关注.此类纠纷实际上是学术自治的权力与学生受教育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使地位悬殊的二者的权利义务达到平衡状态,就需要在学生的救济制度的设计上更多地考虑对于学生的权利保护.但是教育系统的内部救济始终无法让人相信其公正性,所以就很需要司法权介入纠纷的解决,法治原则之下不能容忍教育这一领域成为“法治国下的隙裂”.但是司法力量介入此类纠纷又引起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担心,于是司法审查的范围就成为了解决此类纠纷一个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