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四化”经验 加快城市化进程

厦门市在岛内农村城市化工作中总结出的“四化”经验,即逐步实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资产股份化、居住社区化、从业非农化和福利社保化,对于今后加快岛外的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基本经验来看,厦门郊区型农村城市化的特点,适合走资产股份化、居住社区化、从业非农化和福利社保化的道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厦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四化”成功推进的基础;不断推进的政策创新为推进“四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为“四化”的推广与完善开辟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岛外推广“四化”又能更好地促进全市的跨越式发展。要完成厦门“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任务和目标,必须在岛外创造性地推广“四化”经验。     

全面认识城市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就需要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我们肯定城市化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有背景的。并且,城市化进程本身也不是简单地用“农民变市民”便可以解释得了的,它是一个复杂的、联动的过程,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我们必须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城市化的内涵以及它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才可能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才可能发挥城市化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中的作用。(一)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城市化的发展…     

对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的探究——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城市化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由于城乡组织型社会资本和私人型社会资本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配置、社会交往、文化和政治生活以及情感支持方面的内卷化都出现了明显的强化趋势,通过城市化和农村的现代化两种方式,可以缓解这一问题。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作为一种手段性参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形式多样化、过程无序化、趋势扩大化的特点，其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社会利益分化。另外，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熟人社会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及农民自身素质不高也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消除熟人社会的不利影响，培育新型农民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集体土地财产化与农民的“反市场化”——基于珠三角的调查研究

集体土地财产化是指将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给个体的"私人化"分配方式。调研发现,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大量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被分配给私人。在地城镇化的村庄社会消解了农民的城市化成本,村庄集体福利社会的"非市场就业体系"为农民提供了在村的工作保障,村庄分红与高地租收益构成了大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即农民无需在市场中打拼也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由此农民普遍呈现出缺乏竞争性的市场精神,缺乏有力的市场行为以及市场能力的"反市场化"精神面向,这是集体土地财产化的结构性后果,即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了过多"去劳动化"的利益给个人,土地利益生产机制与土地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个体市场能力弱与市场积极性低的"反市场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低迷、地租收益偏低、村集体福利保障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失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增加国家对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调配,实现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涨价归公"是保障农民社会福利与减少农民"反市场化"的根本出路。     

流动青年空巢化行为的成因、隐忧及未来发展

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流动青年空巢化是青年个体化意识凸显、城市社会关系陌生化和生活方式网络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流动青年空巢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青年群体成长发展中的正常行为。但流动青年长期的空巢化可能会弱化社会支持网络,放大个体化社会风险,不利于其深度融入城市和提升归属感,极易陷入空巢又空心的生活状态。空巢青年的未来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等多元力量的积极介入,为其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早期若干不利倾向分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有三种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一是由“以俄为师”心理定式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由“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对立论”引发的否定一切、简单对立的思维倾向;三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把“需要的理论”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指出和分析这些不利倾向,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警醒和启迪意义。     

宪法司法化的再反思——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被废止谈起

宪法司法化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宪法司法化是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没有司法化,宪法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的法,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宪政。从当前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司法化的观念也逐步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诉讼的机构和程序,对宪法进行司法适用。目前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存在着许多的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宪法司法化的司法解释存废之间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对电视娱乐节目“道德越界”的反思

电视娱乐节目作为传媒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商品",不可避免地采取多项手段以期赢得竞争。在这些手段中,难免会出现某些冲击传统道德的现象,节目内容的恶俗化,揭露隐私,绯闻猎奇,在"星、腥、性"方面大做文章,主持人的言语无忌,恶搞嘉宾,这些都对当事人、观众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非常不利。为了减缓这些不利影响,势必要在节目定位、制作人道德修养、社会监督、受众欣赏水平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保证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于失地农民的法社会学思考

城市化在某种意义就是“非农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不言而喻,农民在农地非农化和土地流转过程中正大规模地失去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导致农民失地的征地涉及到多方的利益分配,法律、政策、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博弈更加剧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由征地所引发的农民失地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由此带来现代化进程的隐患,对和谐社会建设十分不利。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征地补偿和征地程序是两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中国化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发展趋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事业的重要前提。冷战结束后,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价值、民主、社会平等和生态文明的理论关注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进程的主要趋势。科学发展观既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主要趋势,又具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和理论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中国化关系的问题上达到了新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主动性。     

大城市城郊城市化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大城市超前发展及郊区化趋势 ,既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两个规律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两个基本趋向。城市郊区本身具备城市的基本特征 ,并具有推动我国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 ,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的能力 ,郊区城市化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所以 ,以大城市郊区的城市化作为我国实现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而要实践这一道路 ,需要在壮大城市郊区的经济基础、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上做文章     

论推行农村村干部专职化

村干部专职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以来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对于实现农民富裕,改善和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村干部专职化与当地农民意愿、健全体制机制、适当职能配置结合起来,积极创新村组织管理方式,健全村干部专职化的权责,探索科学合理的村干部政绩考核和报酬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村干部专职化。     

幼儿园“小学化”的困境与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研究

近年来,幼儿教育得到了长远的发展,但是幼儿园"小学化"现象却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对幼儿知识、情感以及能力的培养,以及对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应试教育的弊端、幼儿教育课程内容不合理以及国家政策、财政的缺失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执行,家长、幼儿园和社会的教育观念的更新,使三者形成合力,可以更好的解决当前幼儿教育面临的困境。     

城市化进程对葬礼的影响及思考

葬礼是人们在处理死亡事件时产生的群体性仪式行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今天,产生于农业社会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传统葬礼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出现了＂去葬礼化＂及＂葬礼奢华化＂、＂葬礼去教育化＂等极端趋向。反思此类现象,社会必须重视葬礼的社会功能,并进行人文化设计,重建符合现代社会特点的葬礼模式。     

论私人侦探业存续的契合化趋势

我国私人侦探业与变革中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内在的契合关系,同时也契合了当前诉讼机制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其商业性形成对公力救济的弥补作用和竞争作用,其调查权契合了现行举证制度的设置要求,法律对私录资料的合法性的放宽也是对私人侦探取证的程序谅解。这些契合化趋势使得私人侦探业合法化应该可行。     

土地国有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

推进城市化建设,除了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以外,直接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农村建设、市民与农民、全民所有制土地与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关系。城市建设客观上需要将大量的原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土地征收为国有,失去土地的农民需要融入城市社会,对习惯农村生活环境和以土地为主要生活保障的农民来说,通过法律途径和政策调整确保其合法权益,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者,进而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在改革中和谐发展,体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     

土地国有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简

推进城市化建设，除了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以外，直接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农村建设、市民与农民、全民所有制土地与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关系。城市建设客观上需要将大量的原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土地征收为国有，失去土地的农民需要融入城市社会。对习惯农村生活环境和以土地为主要生活保障的农民来说，通过法律途径和政策调整确保其合法权益，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者，进而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在改革中和谐发展．体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     

社会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社会分工向细密化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配中的不合理因素增多,人口老龄化、农村城市化等趋势促使社会分化日益加强,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数目呈递增趋势。作为一个特殊类型的社会群体,他们非常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弱势群体犯罪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创建和谐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弱势群体的犯罪原因,是有效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的重要环节。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越来越大,失地农民日益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机制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