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问题在刑事证据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公平公开处理,意义颇大。然而,我国于刑事证据能力方面的研究在整个证据法领域尚处于边缘地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明责任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立法、司法实践上,都暴露出制度体系的匮乏,无疑阻碍了证据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立足于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和制度价值的层面,结合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现状,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完善之学理分析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构造、司法证明活动的盖然性、犯罪构成理论作为背景性制度因素对证明责任制度构建有重要影响。具体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中，存疑有利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更具操作意义，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则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我国证明责任制度之完善当注意与转型时期诉讼模式、客观真实诉讼理念、证明度要求等现实语境中相关制度吻合。     

精神病抗辩之证明责任研究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发生之后,在"权利话语"的语境下,关于刑事辩护中保护患有精神病的被告人权利的讨论经久不绝。相比西方在精神病抗辩方面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我国目前对于精神病抗辩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历史,对于精神病抗辩本身的研究比较少,在证明责任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实践中对于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更是缺乏统一的标准。本文主要从精神病抗辩的证明主体、证明内容和证明标准入手,以期能够厘清我国现阶段对于精神病抗辩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证明责任问题,为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病抗辩的理论研究增添色彩。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审视

构建科学可行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实现日臻完善的重要措施。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明标准、证明方式等规制,标志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初步建立,也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该规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审视和完善。     

浅析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人身关系纠纷,常常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都将获得一个胜诉或败诉的明确结论,而对法官则意味着必须对诉讼争议的事实作出权威的判断。法官的判断取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着当事人的法律后果。     

中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体系还处在一个逐渐完善,逐渐构建的过程中。总的来讲,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过于简单、过于笼统,特别是针对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有个非常原则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很多的证据当事人无法取得,而必须依靠法院来取得相关的证据,往往造成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形,因此对当事人的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     

论刑事诉讼中言词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言词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又被称为"人证",是指以人的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各种证据。和与其对应的实物证据相比较,言词证据具有内涵丰富、易于收集和保存、证明力强等优点,在刑事证据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言词证据又有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对言词证据进行准确分析,判断其对刑事案件的证明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告知制度

告知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法律中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有效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推动诉讼活动的民主化进程,求得诉讼结构的平衡,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告知制度的规定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国外法律制度中有关告知义务的介绍,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告知制度提供借鉴和帮助。     

有关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主体问题

证明责任是诉讼中遇到的首要问题 ,解决证明责任的承担 ,要明确证明的主体。传统法学对证明责任主体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 ,有必要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有实践操作意义的证明责任主体设想。     

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按照罗马法时期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和罗森贝克规范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确立的一般分配原则,“谁主张、谁证明”;二是按照“危险领域说”确立了证明责任倒置的特殊分配原则;三是从证明责任分配的理念出发,借鉴利益衡量说的分配原则,按照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证明能力,综合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与此同时,为了便于表述,笔者在对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进行分析之前对证明责任的概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辨析

我国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证明责任倒置。本文对证明责任倒置概念的起源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刑事诉讼无证明责任倒置。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代表的持有型犯罪是通过实体立法免除和减轻控方证明负担的责任分配模式。     

会计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随着近几年经济犯罪的增多,在刑事诉讼中,会计资料越来越多地作为证据被司法机关用来证明被告人的财务会计事实。会计资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件事实,会计资料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证明作用也不同。对刑事诉讼中以不同证据种类出现的会计资料的证明作用进行研究,可以为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利用这一种类证据提供理论支持。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在法制建设中,程序正义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要充分认识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价值及重要性及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偏离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从思想、立法、制度和从最低限度的要求上,切实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试论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动态监督。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监督存在立法缺失、观念混淆、协作失调等诸多问题,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树立正确客观的监督观念、构建立体化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等路径寻回检察监督制度的应有力量。     

规范执法治刑讯逼供之“顽症“

本文针对我国公安工作中实际存在着的刑讯逼供这一“顽症” ,从客观现状出发 ,深入分析了这一“顽症”久治不愈 ,时而复发的原因 ,并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 ,从保障人权出发 ,提出了“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等六条治理刑讯逼供之“顽症”的对策 ,以达到“以人为本 ,规范执法”的目标     

刑讯逼供与沉默权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确认沉默权原则的最大现实作用是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的理由.     

小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实施情况却是难以令人满意,辩护律师取证几乎无证据可查,调查取证权实为空说。为突破以上瓶颈,新《律师法》作出新规定,目的是落实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实现控辩双方权益均衡,但或种种因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仍存在大量问题,调查取证权难以落实。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对策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身份;增设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权,强化被调查人、证人的配合义务;补充申请调查取证的救济程序。     

从警察的角度看刑讯逼供

本文通过对一份“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警察卷”的分析。站在警察的角度看刑讯逼供存在的现，状、原因、趋势，得出律师在场权制度、见证人制度以及沉默权的赋予不具有现实意义．进而提出笔者认为目前切实可行的策略。     

我国刑事诉讼中印证证明模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刑事审判中的证明标准探微

对证明标准不应当仅仅限于整体性的研究,而应从刑事审判实践的角度,注重对不同层次的刑事证明标准的细化研究与探讨,侧重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的层次性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