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利益的正当分配——从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益案切入

高速城市化和城市土地上多元权益结构的形成,催生了开发过程中城市空间利益分配问题.对此,私法上相邻关系规则和民事诉讼制度已不敷使用.行政法的第三人效力制度和理论,拓展出利害关系人行政诉讼.但是,对我国典型案例和样本判决的解析表明,法院将主观权利保护诉求处理成了客观合法性监督,从而减弱了原告资格扩张的意义,而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权利和行政许可审查内容公开也未能形成利益的实体权衡机制.这种局限性使得作为裁判依据的城市规划和技术标准变得相对关键,其利益权衡机制的确立至关重要.这就形成了城市空间利益正当分配的多阶机制和连续过程,它在行政的合法性证成的传统模式基础上拓展了行政的正当性证成机制.     

邻避问题中的利益失衡及其治理

利益失衡是邻避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表现为负外部性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和环境风险在地域与社群中分配的不均衡.然而现有治理方式并未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要解决邻避问题中的利益失衡,首先要在立法上明确邻避设施利害关系人的法益,避免利益衡量在行政过程中流于形式化.其次要转变决策模式,赋予邻避设施利害关系人话语权.最后要在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利益补偿、监管保障四方面完善利益衡量与平衡制度.     

行政信访处理纠纷的预设模式检讨

《信访条例》将行政信访定位为诉讼、行政复议和仲裁的补充渠道,承袭这些机制处理纠纷的核心技术,预设了处理信访事项的"规范一决定"裁决模式。经检验,该模式预设与行政信访处理争议的制度效能不足具有明显相关性。实践中,行政信访处理的事项,多属"利益分配、调整型决策"和"抽象法律、政策目标落实"引发的争议。此两类事项通常缺乏具体的指引规则,该模式易被作为回绝信访诉求的制度庇护。即便进行裁量处理,裁决机制也因"利益分配、调整型"决策具有"多中心任务"特征而难以适用,对于要求充分实现法律或政策目标的诉求,裁决机制难以提供有效的救济方案。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研究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权力制约、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行政诉讼法》已经很难有效地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亟待修改和完善。本文针对行政诉讼的"五大门"问题,即受案范围狭窄、受理"门槛"过高、司法不独立、纠纷解决能力差、制度存在漏洞等,分别提出立法建议,为有效解决行政纠纷、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提供智力支持。     

略论内部行政救济

公务员的行政救济属内部行政救济。公务员无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获得救济，势必影响公务员救济的公平、公正性。因此，有必要从三个方面提高对公务员救济的实效，即进一步严格内部行政救济的程序和责任；将一部分行政机关内部权益纠纷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涉及公务员重大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纠纷实行司法审查。     

NPE诉讼的价值审视与规制选择

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从产生之初便备受争议。NPE诉讼作为NPE存在的行为逻辑,游离于专利投机与专利运营、权利滥用与正当维权、谋取私利与损害救济、抑制创新与价值实现之间。立足于NPE诉讼具有利弊互见的基本定位,对NPE诉讼的行政规制,须对专利聚合状态加以合理限制,对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NPE经营者集中审查及NPE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执法亦应保持行政介入的谦抑性;对NPE诉讼的司法规制,应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利用法院在专利侵权赔偿数额、损害赔偿与停止侵权的替代适用、诉讼费用的转移等方面所具有的司法裁量空间,在保障专利诉权正当行使的同时,亦应防止司法工具化趋向,防止NPE诉讼异化为谋取不当利益、进行禁令劫持的手段。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解决之道:基于法律供给侧视角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功能错位的政企关系,二是权力扭曲的政社关系,三是责任缺失的企社关系。同时,在法律层面,中国城市社区邻避治理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缺乏精细化的法律防控体系,二是过度依赖行政治理的力量,三是采取压制型法模式来应对邻避问题。破解上述中国式邻避困局的关键是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需要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法律转型:从立法至上、行政主导的社会治理转变为多元主义、司法中心的社会治理范式,通过激活权利改变治理结构,构建精细化的法律治理体系,充分回应公民的权利诉求,从而降低邻避冲突的社会-政治风险。     

我国征地补偿救济制度的迷误与出路

由于认识偏差和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我国的法律对于征地补偿前二个阶段行政性质的征地争议,无论是行政救济还是司法救济,事实上都处于缺位状态。而对于征地补偿后二个阶段民事性质的补偿争议,虽然设置了"裁决"这一行政救济渠道,但因缺乏可操作的程序性规范或因制度本身障碍和限制过多而使该制度基本成为虚置,该行政救济机制运行的结果不仅给当事人增加了不应有的救济负担,还把补偿争议由民事性质转化为行政性质,使得司法对这类纠纷的救济功能几乎被窒息,司法救济的渠道形同虚设。重建我国的征地补偿争议救济制度,应以专门的行政仲裁机构来统一解决征地补偿四个阶段中可能引起的各种争议。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征地领域的纠纷日益增多,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我国司法救济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因而凸显出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性。目前构成我国行政解决机制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信访等制度的设计还存在法律效力和程序保障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完善各种行政救济途径、构建科学的行政救济体系,建立行政救济机制与其他救济机制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行政解决机制在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的积极作用。     

公私利益的平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公法救济模式之构建

司法实践中,私法处理模式处理因忽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身的行政性,引发诸多问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兼具公法和私法特性,属于行政合同,基于公私利益平衡的考量,应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整体纳入行政诉讼程序审理,选择公法救济模式,构建契合此类纠纷特点的司法规则。     

劳动争议提请处理权合理性的司法审查

【裁判要旨】在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劳动者可以行使劳动争议提请处理权,请求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给予救济。若用人单位以此为由认为劳动者无故旷工,并滥用了劳动争议提请处理权,则法院应当从劳动者的工时制度、提请争议解决的合理时间和用人单位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司法审查,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正当行     

论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水事矛盾频发的现实以及行政调处的"政府失灵"使得司法审判成为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期冀。利益纠葛复杂、行政权力色彩浓厚的水事纠纷案件能否最终得到司法的公正裁决考量着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将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并付诸于司法实践,起到了"阳光化"的监督作用,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则有望成为补救水事管理"行政低效"的良方。     

论军民融合式发展与司法协调

军民融合式发展将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领域形成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军民之间从相对静止变为相互交易的流动关系。由于人们在观念和利益方面总是存在不一致,往往表现为行为的冲突,从而导致各种纠纷的产生。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救济机制,也是化解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军民融合式发展需要完善的司法保障,军地司法协调机制的构建是司法保障的首要环节。     

公法权利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利益争端及其解决

应当以公民对城市空间的公法权利而不是私法上相邻权作为分析、解决城市规划许可所引发的城市空间利益争端的起点。该权利源于《宪法》上的城市土地国有制,核心是公民对城市空间的公平分享权,即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利用国有自然资源的基本需要型公平分享权与超越基本需要通过公平竞争程序分享国有自然资源的发展型公平分享权。我国当前城市空间分配法制仅仅保障前者而不保障后者。要彻底解决城市空间利益纠纷,需要以发展型公平分享权而不是基本需要型城市空间使用权为基准完善行政规划许可听证程序,从而保障和落实公民参与城市空间利用规则形成过程、形成空间分配决定的权利。     

论行政契约的救济制度

论行政契约的救济制度余凌云从西方国家的法律救济模式看，对行政契约纠纷的解决主要是通过行政法上的救济方式，具体制度表现为协商、仲裁或行政机关内部裁决等司法外解决方法或者诉诸司法途径。在普通法国家，如英国，在不区别公法（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和私法（ｐｒｉ...     

违法分配公司利益的责任追究

公司有权进行其利益之分配，公司股东也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分配公司利益的正当请求权。然而，所有的利益分配皆应在法定的以及约定的分配准则下来进行，否则，公司所进行的利益分配便属于违法性质之分配。对于违法的利益分配，各国法律皆作了相应的追究责任之规定，我国《公司法》对此却未作出明确规定，以致于司法实践中日渐增多的此类纠纷，难以依法得到及时处理。本文结合我国公司法律，比较其它国家的相关制度，拙抒己见，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一、违法分配公司利益之衡量标准随着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形成，随着股东普遍获得有限责任的…     

应慎用行政手段化解矛盾

目前，社会公众对司法等法定救济渠道信心不足，也确实存在法定救济渠道不畅、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等个别现象，但不能因此放弃法定救济渠道，而选择行政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在法治国家，充分信任并且广泛使用法定救济渠道化解社会矛盾是普遍的做法。     

建构新模式:强制分配股利之诉——对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救济模式的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的原因和实质。然后结合目前司法实务中对该纠纷救济现状的类型化总结,试图从利润分配纠纷的可诉性研究入手,以期介绍性地建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这一新的救济模式。     

论和谐社会与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的完善

建立有效的矛盾或者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行政纠纷,涉及到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法治的建设。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对现行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进行变革和完善。司法程序的局限性和现代纷争的特征都决定了司法外纷争解决制度的重要性。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外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的合理内核,加强我国司法外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的建设,以促进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     

从相邻权到空间利益公平分配权：规划许可诉讼中“合法权益”的内涵扩张

规划许可对空间利益的分配,既关涉许可相对人的财产性利益,也直接影响许可项目周边区域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公共生活。以私法上的相邻权作为规划许可诉讼的权利保护基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随着空间利益调整由私法上的产权法让位于以规划许可为核心的公法机制,空间利益也从反射利益演变为一种独立的值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因应城市空间的复合空间属性,规划许可诉讼的保护法益,应当超越私法上的相邻权,迈向公法上的空间利益公平分配权。与保护法益的此种扩张相适应,规划许可的司法审查,在制度功能、保护对象、保护内容、纠纷预防解决等方面,都应做相应调整,推动城市空间利益分配从“权利模式”向“利益调整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