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 ——基于66 个典型判例的研究

现代行政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上位法规定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在缺乏明确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这些文件的效力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以来发布的66个典型判例的分析，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判决存在3种效力肯定情形和2种效力否定情形，并可被归入较浅审查模式和较深审查模式两个大类之中。法院采用不同程度的效力判断方式体现了保护相对人权益、尊重行政专业性、维护行政效能等不同目的，并具有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意义。但是目前实践中的做法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应建立司法区分程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标准。     

论行政规则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

行政规则可称为内部规范性文件 ,①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规则具有约束下级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 ,而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服从的义务必须遵守行政规则 ,从而使得行政规则具有了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 ,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不可忽视对行政规则的审查 ;对合法有效的行政规则应该在裁判书中适当地加以引用。     

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侵权案

长期以来，对政府《会议纪要》是否为可诉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一直争论不休，法院的裁判虽然只是针对个案而言，但生效裁判的效力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行政管理领域。此类案件的审理应当更多地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较少地考虑各职能部门自行颁发的规章甚至文件。在审理中还要注意处理好特别规定与普通规定、行业管理与职能管理等多方面因素。也应当注意，只针对具体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注意司法自限，不宜过多地介入到行政机关的职能划分。     

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决议效力瑕疵仅规定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情形。为弥补此"二分法"在逻辑上和实践中的不足,相关司法解释增加了"决议不成立"的效力瑕疵类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法可依的裁判困境。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新增条款的法律适用依然存在模糊和不统一的现象,特别是在会议召集人不适格、未履行通知义务和伪造签名这三种特定情形之下法院的裁判思路往往大相径庭。文章认为应当在结合具体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分析其与决议不成立法定情形的相符性,避免兜底条款的滥用。     

论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的修改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继受了德国等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在制度上,在明治宪法下制定的行政裁判法,并创设了大陆法系式的行政裁判所及行政裁判制度。二战后,日本颁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废除了明治时期设立的行政裁判所与行政裁判制度,将行政案件的管辖权收归普通法院所有,为此在1947年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民事诉讼法应急措施法,此后在1948年又制定了行政事件诉讼特例法,并在1962年制定了现行的行政事件诉讼法。     

人民法院如何对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是指不具有制定和发布规章的行政机关制定和下发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它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员会的内部职能机构、直属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职能机关及内部机构,没有制定规章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和其职能机关及内部机构,乡镇人民政府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但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效力问题未作规定。那么,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对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法院可以参考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判案行政机关管理的国家行政事务涉及面非常广泛,所处理的各项行政事务涉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项,社会上的人和事又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加之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所以,也需要不具备制定规章权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及规章,     

由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裁判引起的思考

自《行政诉讼法》实施10年来,各级行政机关不履行法院行政裁判的现状集中反映了行政立法与执法严重背离的现象,为寻求解决途径,本文拟以广西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裁判为例,对行政不履行行政裁判的现状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一些理性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由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裁判引起的思考

自《行政诉讼法》实施10年来,各级行政机关不履行法院行政裁判的现状集中反映了行政立法与执法严重背离的现象,为寻求解决途径,本文拟以广西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裁判为例,对     

建立我国执行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分析

执行诉讼即在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提起诉讼,又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时,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判执行行政决定。相对人主张行政决定违法作为抗辩理由,否认行政决定具有执行力量,法院因此对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否进行裁判。本文指出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正面临向这一执行诉讼制度的转变,而在转变过程中,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国务院下属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判断与适用

【要点提示】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务院制定行政措施、发布行政决定、命令的公文载体。其效力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行政法规的效力,但只要不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其效力应当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国办发[1995]27号文是国务院实施水法与《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衔接的间隙过程中,为了执行需要,作出的临时性执行措施。法院审理发生在《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施行之前的有关水资源征收行政案件时,应当适用国办发[1995]27号文作出裁判。     

民事抗诉制度的基础性缺陷

民事抗诉制度的理论前提不成立,因为判断法院裁判是否错误的标准难以确定,检察院的判断能力并不高于甚至低于法院。抗诉的强制效力影响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降低了诉讼效率。检察院提出抗诉、参与诉讼不可避免地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平等对抗、审判独立等原则产生冲突。立法上应废除该制度,同时完善其他民事检察监督方式。     

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及效力探析

对行政机关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进行司法审查时 ,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承认其作为法源的地位 ,像对待规章那样来对待其他规范性文件 ;与上位法不抵触是人民法院承认其效力的前提 ;在以其内容是负担性抑或授益性为基本标准认定其效力的同时 ,以公共利益作为补充标准 ;规定“国家标准”之类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一般具有较高效力 ;法院不宜直接对之进行审查并作出评价。     

行政诉讼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对105件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的研究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中的法律发现,主要集中在法律规范效力冲突与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两个方面。最高法院的规律性做法包括对行政机关的尊重、对一般性法理的依赖,以及支持下级法院避免地方干预。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处理疑难案件时的一种安全裁判观。     

行政解释的概念探究

法学界一般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来阐释行政解释的概念,这必将且已经导致行政解释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难以区分。行政解释的概念应表述为:享有法定行政解释权的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章所作出的,在解释主体的辖区范围内具有普遍性行政拘束力的阐释和说明。行政解释性质上是一种准法律规范,不具有当然拘束法院裁判的效力。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及其适用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是指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尊重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作出优先判断及处理的权力;对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法院一般只能在行政机关进行首次判断之后,才能进行审判。该理论源起于日本,其最初被创立的目的在于否定课予义务诉讼和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后来,该理论趋于"缓和",其主要作用变为限制前述两类诉讼。该理论的正当性依据是权力分立原则、司法国家体制下司法权的特性以及行政权的优势等。我国行政审判法官们已开始运用该理论来裁判案件,但存在不太恰当甚至错误适用该理论的情形。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借鉴域外这一理论,从立法上明确课予义务判决中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情形,修正该类判决中否定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路径,并确立预防性不作为诉讼。     

论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行为属性

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在我国当前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由法院对各种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对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属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行政性、执行性的特征,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而非立法行为,这是我国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前提。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行政强制法》承继了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双规制。行政强制执行面临着执行效率不甚理想、执行冲突时有发生、非诉行政执行困难重重的制度困境。针对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过窄、传统强制执行观念牢固、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案件缺少协助等困境成因,扩大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发挥非强制性执行方式实效、完善非诉行政案件协助执行制度已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论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效力位阶

在法律上，司法解释被定性为效力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但其与法律以下各类型立法之间的效力位阶未得到明确，这既无法避免其与法律以下各类型立法之间的冲突，也没有为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提供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解释定性为作为补充性裁判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在司法裁判中，当事人和法院关于司法解释性质和效力位阶的认知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学者们在理论上对于司法解释性质与效力位阶的认识立场迥异，迄今并未得出逻辑融贯、符合实际的结论。司法解释在实质意义上就是制定法。综合考量其特殊性以及若干历史、现实等方面因素，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应分情况而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仅低于法律。其他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二者规定不一致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经济特区法规作出的变通规定优先于其他司法解释适用。经济特区法规与其他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且不能确定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是否构成对法律的变通规定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规范性文件行政检察初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对检察机关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进诉源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法院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的监督是检察机关能动履职促诉源治理的新路径。检察机关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应依职权启动，针对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审查性认定错误，导致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方式予以监督；对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法院应审查而未予审查的，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审查性认定错误，没有导致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以及对认定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法院在裁判生效后没有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提出检察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