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盗”案件的司法失衡与不起诉标准的规范化

“超市盗”案件几乎已经成为实践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多次盗窃”类案件。目前此类案件的司法处理中存在失衡现象,一是不起诉标准不统一,对于数额相近、情节相似的“超市盗”案件,是否起诉存在着明显差异;二是“超市盗”案件在刑事和解中的赔偿金数额差别很大,随意性较强。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衡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盗窃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之间矛盾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害人谅解与不起诉之间的不合理绑定。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是在市一级层面统一此类案件的不起诉标准;二是对此类案件刑事和解中的赔偿金数额予以规范化。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问答（五）

14．《意见》对收受银行卡的如何认定受贿数额？答：《意见》第8条明确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透支的，如果由送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认定为受贿数额。     

论商业受贿犯罪的既遂

对商业受贿犯罪[1]的既遂标准问题,一直存在一些争议.可能涉及的问题大致包括: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第8条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行为的实质非法性、公开性、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和还本付息的承诺四个特征。构成该罪不以"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为构成要件,应当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融资管理法律规定"作为要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应当结合该罪的犯罪客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认定。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委托理财,应当从合同是否存在保底条款、合同的签订是否针对不特定对象、资金的去向和用途、是否造成投资人损失四个方面综合认定。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应当从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行为人的经济能力、筹集的资金的实际用途和去向,是否实际归还等方面综合考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具有特别法和普通法的竞合关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适用特别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     

隐瞒境外存款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行重叠时的区分

【裁判要旨】隐瞒境外存款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境外存款如来自于被告人的贪污、受贿所得,其隐瞒境外存款的行为应与贪污、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在隐瞒境外存款行为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重叠的情况下,即被告人境外存款数额巨大,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该存款来源合法的,不属于想象竞合犯.而应认定构成隐瞒境外存款罪一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法院最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了操作性标准,但是相关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仍然值得探讨。其中,＂存款＂的概念应当基于金融业务理解,＂公众＂不宜量化,融资人的主观目的是判断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重要标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经营活动更不宜以损害后果作为定罪与否之根据。     

论对单位行贿罪立案数额标准的相对降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单位行贿罪较之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为轻罪。司法解释将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与单位行贿罪一致，将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为行贿罪十倍。在检察工作中．为更合理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实现刑罚维护正义和预防犯罪之目的．如对单位行贿罪仍为轻罪．应使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单位行贿罪为低．使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接近行贿罪。犯罪圈相对扩大．是在刑法更关注人权保障的大趋势中，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措施。设定“法网恢恢”、“围而不取”、“择重而取”、“取而不厉”的刑事司法解释和执法格局。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对单位行贿罪（包括由其引发的单位受贿罪）治标与治本的统一。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简便算法

大家都知道，到法院打官司要交一定的费用，但当自己真正遇到了民商事纠纷时，往往不知如何交、交多少。在这里笔者介绍一种诉讼费用的速算方法，此法历经苏北数十家法院１０余年５００万案件检验，方便了广大群众的诉讼及人民法院（尤其立案庭）的审判工作。一、案件受理费收费标准案件受理费收取数额是根据原告起诉的争议财产（金钱）的大小决定的。起诉的数额越大，受理费越多（但根据起诉数额的不同档次和阶段，收费递减）。调解结案的诉讼费用可在法官主持下，由双方协商承担；判决的，按各自承担责任大小、判决书支持各方利益的多少，…     

5000=500

盗窃,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贪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行为。二者虽使用不同的作案手段和方法,但达到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占有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所不同的是前者占有的公私财物,而后者占有的足能是公共财物,二者侵害的客体都是财物,都属于侵犯财产罪。然而,法律对二者的处罚标准却相差甚大。且不说盗窃罪和贪污罪的立案标准相差近十倍,单说检察机关内部掌握的对盗窃罪免予起诉的最高数额标准为500元,而对贪污罪免予起诉的最高数额标准则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合规不起诉制度针对涉案企业而非个人，但我国改革实践以“双放过”为基本模式，且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要对象，并在基层检察机关适用。以制度设置的目的、对象、适用程序等为约束条件，合规不起诉应选择谦抑模式。以“合规责任论”重构单位犯罪归责机制，理论上尚未充分证立，实践中难以全面适应我国单位犯罪判定的司法需求，且与单位民事责任判定标准不协调，有损法律责任统一性原则。在单位与个人同进退的背景下，合规整改对出罪及轻罚的影响力有限，对合规整改、监督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主导机关的能力应谨慎评估。可于相对不起诉框架内适用合规不起诉，且修法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发展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多元化路径和方法。     

搜案

浙江丽水3亿元非法吸储案被起诉；安徽亳州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开审；亿霖木业传销案涉及资金达16．8亿元，；上海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被调查；呼市一公司老总贪污受贿挪用过亿元     

法条竞合视野中数额犯入罪标准的统一化

刑法分则中多数数额犯的入罪数额标准由司法解释规定,由于最高司法机关的惯性思维、对刑法整体布局和条文之间内在联系的忽视,这些司法解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混乱和内在的逻辑冲突,引发了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司法困境。以法条竞合为背景和视角,应当实现特殊条款罪名与一般条款罪名入罪化数额标准的统一、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入罪化数额标准的统一化、单位被害人与自然人被害人损失数额作为入罪化标准时的统一化。     

“进步”抑或“倒退”:美国民事起诉标准的最新实践及启示——以Twombly案和Iqbal案为中心

起诉标准是原告进入法院的钥匙,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门槛。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通知起诉标准深入人心,原告起诉不需主张具体事实。200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Twombly案中首次提出合理起诉标准,要求原告起诉应提出具体事实,实现对诉讼主张的论证从可能性到合理性的转变;2009年,Iqbal案将其适用于所有民事案件。合理起诉标准在美国的出现,虽具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性和制度价值选择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当事人难以接近司法和规避联邦法院管辖等困境,应通过设定合理的标准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复杂民事案件中。该标准对我国民事起诉条件的科学设定以及原告起诉事实的具体化等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     

房屋租给黑诊所 死者家属诉房东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邓秀梅、赵娜、赵大海起诉被告梅殿明生命权纠纷一案,赵安旭系邓秀梅的丈夫、赵娜和赵大海的父亲。201 2年6月4日,赵安旭到案外人张富有开办的诊所就诊时死亡。张富有因非法行医被朝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同时判决其对三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该判决现已生效。三原告诉称因张富有的非法诊所是在被告出租的房屋内开设,且其非法行医行为经有关单位取缔后又继续经营,被告明知该情形却未对其进行制止,故起诉要求被告对行为人张富有应赔偿的数额中的一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数额共计17万余元,同时主张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对张富有应向原告邓秀梅、赵娜、赵大海     

论美国民事起诉标准的最优路径选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2007年Twombly案和2009年Iqbal案判决意见引发了各界对民事起诉标准的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彰显自由主义精神的通知起诉标准和体现司法管理理念的合理起诉标准之间的路径博弈。通知起诉标准会引发机会主义原告成本套利的风险,而合理起诉标准则会产生原告有价值起诉被错误驳回的风险。因此,单一的民事起诉标准已无法消解前述两种风险,应选择二元化的民事起诉标准体系,并辅之以原告缴纳保证金为前提的选择退出机制。该最优路径的选择对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完善具有启示。     

不应把“个人贪污数额”与“贪污个人所得数额”等同

《刑法》第383条明确规定了个人贪污数额和因之应受刑罚的幅度。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的精神,司法实践中,通常把“个人贪污数额”与“贪污个人所得数额”等同起来。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审判对共同贪污行为均以其中个人所得数额是否达到五千元作为涉嫌犯罪或定罪的标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利于当前惩处共同贪污犯罪的需要。 一、《刑法》第383条所称“个人贪污数     

单位刑事案件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条件

构建单位刑事案件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重点之一，就是设定合乎法理的实体条件。在合规不起诉的决定过程中，检察机关会适用刑法中的量刑规范且实施“模拟”量刑活动，因而对某一犯罪嫌疑单位是否适用合规不起诉，应遵循量刑理论进行分析，即从刑罚目的来确定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的步骤。在设计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条件方面，应采取持平考量报应和预防的思路；采取偏重报应或者偏重预防的思路，都可能造成合规不起诉制度出现偏差，而且很可能背离这项制度提出的初衷。在设计单位刑事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认识到其与酌定不起诉制度设计目标的不同，并按照持平考量报应和预防的思路进行合理界分。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探讨

本文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采用的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立法意图及主要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分析比较其共同点及区别 ,得出了起诉证据标准与诉讼模式及各国法律文化历史传统紧密相关 ,并由其决定 ,但应该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这一结论。鉴于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相互融合、吸收 ,取长补短这一趋势 ,两种起诉证据标准之间的界线也日渐模糊 ,呈现出融合的趋势。通过考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证据标准的现状 ,分析其利弊 ,认为必须重构我国的起诉证据标准 ,结合我国国情 ,兼采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取其之长 ,补其之短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切入点

民间金融活动是指民间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单位或个人为经济经营进行资金融通的活动。现阶段应加强金融行政立法,以规范相关活动,不能让刑法冲锋陷阵来弥补前置法的缺失和不足。民间金融活动中的非法集资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资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社会公众的资金(主要指集资诈骗罪),对其认定应强调行为人的诈骗目的;另一类是非法集资活动(主要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一类行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也是目前刑法是否需要和如何进行介入的焦点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界限,其中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犯罪对象不特定性"的规定内容。     

恩格尔定律与财产犯罪数额标准之确定

通过对财产犯罪的历史性考察,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建立了确定和调整财产犯罪数额标准的理论模型,指出应以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作为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并应在家庭平均储蓄余额等于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时将财产犯罪数额标准调升为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并根据模型论证了财产犯罪与财产侵权的区别,对实定刑法上贪贿犯罪数额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失当进行了反思。